满清对于蒙古的控制手段，我认为是到达了历朝历代对于边疆控制的巅峰水平，可以说是360°无死角的软的硬的全上了，而且效果非常好。短期目的自然是摁住蒙古别闹事，毕竟作为入关的蛮夷，满族肯定不希望蒙古族有样学样，更何况人家历史上还有成功案例呢；而长期目的则非常阴险，那就是缓慢的灭绝整个蒙古族。

有人说，不是满蒙一家吗？其实这里的“蒙古”指的是内札萨克，俗称漠南蒙古，也就是《如懿传》里面颖妃口口声声说的“蒙古四十九旗”。这部分蒙古算大清原始股，很早就从了后金，联姻不断，大家熟悉的科尔沁就是这里面的。因为都是亲戚，信任度很高，所以这些旗主有自己的兵丁，有一定的军权。

有漠南蒙古，自然就有漠北蒙古，称为喀尔喀蒙古，属于外札萨克。漠北喀尔喀一共八十六旗，旗主无统兵权，各旗兵丁归驻防大臣、将军所调遣。外札萨克还包括西宁、宁夏、伊犁等等地方，一共是二百多个旗。

清廷根据血统（是否为黄金家族）和影响力，授予各个旗内部贵族不同的爵位。《蒙古则例 》中规定：“内外札萨克及闲散汗、亲王之子授为头等台吉，郡王、贝勒之子授为二等台吉，贝子、公之子授为三等台吉。头二、三、四等台吉之子，俱授为四等台吉。均俟年及十八岁，分别给予职衔。”这样一来，贵族们从清廷的统治中得到了世世代代传承的好处，自然愿意拥护清朝。

当然这个特权不是白给的，清廷还有严格的会盟制度。《蒙古则律》中规定：“凡内札萨克六盟、喀尔喀四部落各盟长，每届三年各率所属会盟一次，清理刑名，编审丁籍。”说白了就是人口普查，便于大清征兵。

而蒙古王公们本人，也根据“年班制度”，需要定期来超朝廷打卡：“蒙古朝觐，内札萨克分为三班，一年一班，轮流前来...喀尔喀四部落汗、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等年班，由院按班俱题，指名咨调，令其来京朝觐。”算是述职+联络感情，便于皇帝了解王公们最近的思想动态。当然了，你来也不好意思空着手来，所以一般都会带一批牛羊珠宝前来，这个负担自然都转嫁给了旗内的人民。

表面上，清廷对蒙古礼遇有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满蒙联姻”。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一直到清末，爱新觉罗家共有430名女子（包括皇女和宗女）下嫁蒙古，而皇帝本人和宗室子弟迎娶的蒙古贵女也多达156名。这非常符合清代三藩之乱后指定的国策“南不封王、北不断亲”。主打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是一家人。

但是皇家不是普通人家，讲感情不能越过利益。这些王公贵族虽然备受礼遇待遇优厚，但大清对他们的管束极其严格，严格到了变态的地步。除了皇家批准，这些蒙古王公是根本不能出自己的领地的，更不能对别的旗的事务发表意见。而如果是外札萨克，那别说人了，连牲畜放牧都不能越界。《大清会典》里面就规定：

“外藩蒙古不得越旗畋猎。越境游牧者：王罚马十匹；贝勒、贝子、公罚马七匹；台吉罚马五匹；庶罚牛一头。”

旗主王爷都这样，普通蒙古人更是如此，生活范围绝对不能越界，相邻的两旗也不能交流，做买卖也不行，汉人更不可进入蒙古地区耕作。就连经商，也要有特别许可，只能在特定的边口通行。这导致蒙古各部经济越来越凋敝，对清廷的依赖日益增加。

当然这些都属于明面上看得见的有形制度，随着清廷越来越拉，其实到后期已经没有人再执行了。但是清廷还有最后一条最厉害的办法：

思想控制

早在清初，黄教就在蒙古草原上传播开了，清朝皇帝敏锐的发现，这玩意好使，一边安西藏，一边安蒙古，一鱼两吃，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所以从顺治开始，清廷就对黄教给与崇高的地位，来拉拢蒙藏信徒。乾隆说的很明白：“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在倡导黄教的同时，清廷还烧毁了除佛教书籍以外的蒙文书籍，大肆鼓吹满蒙同源，大家都是一家人，而且严禁蒙古人和汉人进行文化交流，甚至不允许使用汉语：“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延传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违者照不应重私罪仪处。”

这样一来，自然是家家念经了。

清廷鼓励藏区和蒙古狂修寺庙，到清末的时候，光是内蒙古就有一千多座寺庙，外蒙古也有七百多座。钱和人力都拿去修庙， 自然也翻不出什么水花了~

有了庙，自然要有喇嘛。清政府给予了喇嘛很多特权，比如免除兵役、赋税、徭役，还给予钱粮，相当于政府出钱养着，鼓励聪明伶俐的男孩去当喇嘛。后来一度甚至强制每家只能留下长子继承家业，其余儿子都要送去当喇嘛。据统计，全盛时期，喇嘛能占内蒙古男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就这样，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逐渐变成了念佛的喇嘛，全民也从尚武变成了崇佛，威胁自然消除。而且清廷还大力鼓励蒙古王公贵族们“进藏熬茶”，也就是亲自前往西藏给活佛们奉献财产，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大家不要听着“熬茶”，好像不值钱的样子，实际这种活动规模庞大，经常能达到几百上千人，而且布施的物品从珍贵的金银绸缎到日常的酥油茶叶无所不有。最奢侈的一次进藏活动，消耗的物资总计折合1.08万匹战马，534万只羊，54万担小米。相当于在经济上从蒙古向西藏输血，而且被抽血的一方不仅心甘情愿，甚至还抱怨后期限制了人数，导致他们不能整个部落的贵族们都前去向活佛表达敬意，有点不开心...

乾隆对此非常满意，说：“以黄教柔训蒙古，中国之上计也。”不得不说，这方面，满清绝对是大师级的存在。

崇佛导致了另一个后果就是，蒙古草原上男人都去当喇嘛了，女人又当不了喇嘛，导致原本男女比例正常的草原一下子就多出了一大堆不能婚配的女性。这在清朝倒不是大事，纵然蒙古女子没有汉族那么强的贞操观，但地广人稀，也不会乱到哪里去。但是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内地和俄罗斯的商路繁荣，导致许多客商会经过蒙古，根据冯玉祥的回忆录：

“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

“其时蒙古喇嘛教领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过去，活佛的地位等于专制时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夺之权都归他一人掌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顾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属要来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属中有年轻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权强她留在宫内，与他们做‘欢喜佛’。王公们一则忧于他的淫威，二则恐怕也已积久成习，视为当然，对此横行，丝毫不加反抗。”

“这位活佛因淫欲无度，不但患有花柳病，烂塌了鼻子，而且闹得身体虚弱达于极点，两眼渐致失明，甚至坐着不动时，也须人扶持。”

说白了，草原那种比较随意的男女关系，在人流量小的时候不是太大的问题，也传播不了什么疾病。但是人流量一大，尤其是梅毒传入后就...

顺便说一句，冯玉祥也是因此受到刺激，回去就进行了“中原毁佛”的由来，在河南废寺逐僧，将大相国寺改成市场，驱逐所有和尚尼姑，没收寺庙财产...这个做法当然是太激进了，不值得提倡，但是他的初衷确实是害怕华北变成第二个蒙古。

民国那个鸟样大家也能想象，管蒙古？内地都管不过来，所以蒙古人民一直自生自灭，性病泛滥，到处都有“无鼻人”，这是梅毒晚期的症状之一了。就连日本人经过调查后都说“不待武力征服，五十年内，蒙古人将被梅毒灭亡”。

一直到解放后，内蒙偏远牧区还经常能看到脸部严重变形的梅毒患者，婴儿更是一出生就患“二期梅毒”。当然，生的出来婴儿还算是运气好的，许多牧区妇女集体感染了梅毒或者淋病，整个区域几十年不闻婴儿啼哭...

1950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派遣了“暑期抗梅队”，前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考察两盟的性病流行状况。“抗梅队”在乌盟和伊盟工作了26天，对1480名蒙人和793名汉人分别做了测试梅毒的康氏反应，结果发现蒙人有阳性反应的高达56%，而汉人也达到了33%，比例都相当高。

而新中国就是在这种天崩开局下，一方面顶着抗美援朝的压力，从伤员的份额里面坚持拨出一部分医药资源，支援蒙古人民“抗梅”。另一方面，基层干部也在牧区推行移风易俗，号召放弃之前混乱的男女关系，转为稳定的一夫一妻。

在各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到了60年代内蒙的情况已经大大好转。到了1977年，梅毒在内蒙古彻底被消灭。

有人说，那外蒙古为啥也没死绝？因为他们运气好，赶上了苏联。苏联虽然有时候不做人，但是那时候的苏联，至少这方面还是会管起来的。苏联给外蒙建立了一整套医疗基础设施和制度，也进行了大批的医疗援助。靠着苏联输血，外蒙才幸免于灭族。

要不你真以为是他自己挺过去的？

所以总结起来，蒙古严重的梅毒问题，起源固然是大清，但是大清的原意倒也不是这个，毕竟自己闺女都嫁到蒙古，大概率也不希望出现这种疾病。根本上是因为清廷搞得思想控制和制度禁锢，导致蒙古族人民一直拿着旧地图，新的怪物一来，就打不下去了....

当然了，梅毒肆虐这件事，是蒙古族人民的不幸，而不是羞耻。正因为如此，这段历史才值得被各族人民仔细铭记。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健康稳定繁荣幸福，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