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世俗政府与教士集团之间的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为权力争夺、意识形态对抗和社会变革冲突，深刻塑造了当代伊朗的政治格局。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法基赫监护体制（教法学家治国），使教士集团垄断最高权力。最高领袖由宗教专家会议选举产生，终身任职，掌控国家核心权力：统帅武装力量、任命司法总监、宪法监护委员会半数成员、以及批准总统就职。

宪法监护委员会12名成员中6名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拥有否决议会议案，取消候选人资格的权力。近年来，伊朗议会80%的议案都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2024年总统大选中，80名总统候选人仅有6人获得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参选。

同最高领袖不同，伊朗总统和议会议员却是学习西方制度，全民直选的。但总统行政权受宗教机构严格限制，总统无权掌控军队、情报系统和司法体系，革命卫队也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议会通过的法案也要经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核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大部分都会被驳回。

民选总统和议会受教士机构制约，伊朗宪法将“教士永恒领导”神圣化，导致民选机构沦为执行单位，形成选举专制悖论。教士集团也通过宗教基金会控制约60%国民经济，与改革派推动的私有化、全球化直接冲突。

教士集团垄断石油财富，但外部制裁导致青年失业率高达28%，通货膨胀率超40%，民众将经济衰退归咎于神权体制，认为教士腐败比巴列维时期更严重，贫富差距更大。

伊朗的世俗力量一直在挑战着教士集团。年轻一代对宗教权威信任度降至39%，精英外流率超90%。世俗知识分子与青年群体通过互联网发声，如2022年的反头巾抗议，6000万30岁以下青年中63%参与该抗议，要求政教分离。

86岁的哈梅内伊接班人之争也激化了派系斗争。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已经是革命卫队情报主管，他获得了保守派支持。而务实派则支持拉里贾尼，改革派支持鲁哈尼。2024年莱西总统空难暴露了伊朗高层内斗，革命卫队的救援延迟了12个小时。

伊朗世俗与宗教的矛盾本质是传统神权秩序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对抗。教士集团依托千年宗教传统和法基赫体制，试图冻结社会变革。世俗力量则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续冲击神权边界，通过经济困境、青年觉醒和性别平等运动推动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