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 土木堡之变的真相与王振其人

明朝的灭亡，前人总结有很多原因，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明军普遍丧失了战斗力。黄宗羲、万斯同、张岱、王毓蓍、计六奇、谈迁、戴名世等人说南明的弘光帝是昏君，一天晚上要奸死童女二人，甚至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茞，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二）”，又说宰相马士英是大奸臣，但他们好歹还和满清打了一仗才亡国，马士英后来也是死于抗清被俘，人家并没有投降满清。而黄宗羲、万斯同说潞王贤，结果潞王在杭州监国时不战而降。就是黄宗羲、张岱等人，自己也剃发易服投降了满清，反而不如他们天天口诛笔伐的大奸臣马士英。隆武帝虽贤明，以兵败旋亡。永历帝虽不是什么明君，依靠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却在西南坚持抗清了十多年。这就说明明朝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明军没有战斗力。如果明军尚有战斗力的话，在崇祯时期就不会形成内外交困的局面，也就在一定时期内还亡不了。其它什么官吏贪污，土地兼并，灾荒年年，都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如果军队能打胜仗，明朝就还亡不了，如果打不了胜仗，就形成了南明政权连续覆亡的局面。

这里多说一点，所谓南明弘光帝的荒淫失德，大多是黄宗羲、张岱等人出于拥立潞王的党争，给弘光帝瞎编的罪名。弘光朝的给事中李清在《南渡录》卷三中说：“上燕居深宫，每徘徊诧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声色罕近也……如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辨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

明朝兵制的败坏，在宣宗时期就已经很严重了，到土木堡之变，四五十万大军在几天之内就全军覆没，虽然有英宗、王振不懂军事瞎指挥的原因，但明军战斗力比之明初已经严重下降亦不能忽略。先是“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边报日骇（《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英宗命井源等四将分道出师以御之，结果四路皆败，为了稳定前线形势，英宗和王振才草率决定亲征，兵至大同，诸臣跪马前阻行，奏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王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这就说明当时的形势非英宗亲率大军不足以阻瓦剌之南下。英宗和王振当时并非不知道形势之凶险，天子守国门，实难后退。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到即使是明英宗亲帅四五十万大军也阻挡不了瓦剌的南下，误判了当时明军的战斗力。

稍后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率领的前军和瓦剌骑兵一接触又全军覆没，英宗和王振才意识到明军没有战斗力，谋班师。当时如果远离长城沿线，从王振的家乡蔚州迅速退回紫荆关内，确实是最安全的做法，大军已行四十里，王振这个腐儒又突然意识到，四十多万大军从这条路班师会践踏老百姓大量的庄稼，包括他家乡蔚州的庄稼，英宗大概也是同样看法，所以复转而东，决定沿着长城绕行走宣府入居庸关，这一带都是半荒漠地带，可以避免践踏老百姓的庄稼，他们之前北征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宣府以东十一座城堡已经失守，宣府守将杨洪却隐匿不报，英宗和王振并不知道他们将进入瓦剌的包围圈。《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载：“曩自逆虏犯边，俊（杨洪子总督独石、永宁等处守备都指挥佥事杨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以往事言之，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又《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载：“比者逆虏犯边，都指挥杨俊捐弃连城、金帛、钱谷动逾万计，墩台不守，烽堠邈绝，致贼乘虚邀留圣驾。”

到了土木堡以后，本来可以趁着天还没有黑进入二十里之外的怀来城固守，可是后面大量的辎重部队还没有赶到土木堡，王振和英宗又害怕主力进入怀来后，粮草不济增加当地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固执的决定要等辎重部队把粮草运到以后，才一起进入怀来城固守。之前大军已经乏粮，有士兵饿死，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王振和英宗当时的考虑全是错的。

当时也不知道土木堡缺水，更不知道周围明朝驻军已经全部逃跑了，所以四十万大军就在土木堡宿营。而此时负责断后的恭顺伯吴克忠、太师成国公朱勇率领的数万明朝精锐骑兵又先后全军败亡。当时形势已经非常危急，兵部尚书邝埜请英宗赶快在大军的掩护下率轻骑逃命，王振和英宗害怕全军由此瓦解，又丢不下面子，所以怒斥：“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结果第二天早上瓦剌的大军就追到了土木堡，附近的瓦剌骑兵也来参战，明英宗和王振没有等到后勤的辎重粮草，反而陷入了瓦剌大军的重重围困。明军连续两天饥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仍不得水，更加丧失战斗力。当时明朝大将杨洪总兵在宣府，“或劝洪急以兵冲敌围，驾可突出，竟闭城不出”，坐视英宗无法突围。瓦剌骑兵趁明军移营时四面扑攻，明军争先奔逸，势不能止，敌骑蹂阵而入，王振以下大臣数百人皆战死，英宗与亲兵骑马突围不得出，在一个山坡上被俘虏。

关于王振之死，明朝万历年间何乔远在《名山藏》中说：“护卫将军樊忠者，安州人，从上旁以所持瓜捶死振，护驾突围，复棰死虏百余人，死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又延续了这种说法，还加了一句“吾为天下诛此贼！”这种说法甚至还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明英宗实录》、《明史·王振传》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有樊忠这个人存在。而且当时人的著作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按照明英宗的说法，王振是战死的，“土木之难，言官劾其擅权误国，或有谓今陷虏中，反为虏所用者。振族党并坐诛夷，第宅没官，改为京卫武学。至是，振党以闻，上大怒曰：‘振为虏所杀，朕亲见之！’追责言者过实，皆贬窜。 诏复振原官，刻木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于智化寺北祀之，敕赐额曰‘旌忠 ’。”（见黄瑜《双槐岁钞》）明英宗是事件的亲历者，应该以他的说法为准。夺门以后，明英宗下诏为王振平反，其诏云：“振恭勤事上，端谨持身，左右赞襄，始终一德，陷没土木”，并以香木为王振雕像，“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在明英宗亲自给王振撰写的碑文中，说王振是在兵败后自杀的，“车驾北征，振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此说与“为虏所杀”稍有不同，“引刀自刎”比“为虏所杀”要显得更为壮烈些，所以我认为这是明英宗后来对王振的美化之词，王振大概率是被瓦剌骑兵当场杀死的。《明史·瓦剌传》的记载较为客观，“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阵而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尚书邝埜、王佐，侍郎曹鼐、丁铉等五十余人死之，振亦死。”

王振并不是普通的太监，他早年是儒生，还担任过地方负责教育的小官，后来净身入宫，在宫里负责教宫人读书，宣宗时又成为太子朱祁镇的伴读，这是一个有文化通经书的太监。查继佐《罪惟录·宦寺列传下》记载：“王振，大同人。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宣德中，使侍太子讲读，太子雅敬惮之。”按北京智化寺正统九年《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记载，王振是明成祖、仁宗、宣宗时的宫中旧人，“委以心腹之任”，是明宣宗的托孤之臣，“龙驭上升之日，遂荷付托之重。”这些内容后来的《明英宗实录》和《明史·王振传》都没有如实记载下来。

王振虽然是明宣宗的托孤之臣，又有文化，但他并不知兵。瓦剌南下，他学北宋名相寇准劝皇帝亲征，在班师途中，又时时关念民瘼，迁延逗留，宣府守将杨洪隐匿紧急军情不报，使班师大军误入瓦剌包围圈而又坐视不救，是土木堡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惹出了大祸。后世的史书将其视为误国的奸臣，“论十恶莫如其罪，虽万死犹有余辜”，丑化太过了。当时明朝的边将和朝臣为了推卸自己在土木堡之变的责任，也把已经死去的王振拿来当做替罪羊，众恶归之。可参考金彩霞《王振·英宗·智化寺的相关史事探析》（《文史论苑》2017年第1期）。其实王振最大的问题是迂腐而不知兵。

土木堡之变发生以后，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和掌握北京兵权的于谦阻止明英宗回朝，英宗曾对出使瓦剌的明朝使臣杨实愤愤不平的说：“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私己之事，乃为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迤北（见杨实《北使录》）。”天顺以后的史书为了褒扬于谦，并没有客观严谨的论述土木堡之变这段历史，明英宗成了昏君的代表，王振成了被脸谱化的坏人，这几乎已成历史定论。但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土木堡之变前后遗留下来的原始史料，就会发现真相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毛泽东曾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济南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可见毛泽东对明英宗的评价是不低的。毛泽东读史书非常注重细节，他应该是注意到了土木堡之变前后的这些历史细节，洞察出了这段被后世史家扭曲了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