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史记》并没有记载，主要史料分散在《汉书》的不同篇章里。根据这些篇章，我们可以大概还原出故事梗概。而《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就可以方便地把这些分散的史料综合到一块，提供完整的事件经历。不过，相比《汉书》，《资治通鉴》还补充了一些其他细节。

我们来看《资治通鉴》为整个“巫蛊之祸”事件补充了哪些细节？

第一处，《汉书》只说江充揣摩到了汉武帝怀疑宫中有人行巫蛊诅咒的心思，而《资治通鉴》则很具体地说，江充让一名叫做檀何的巫师向汉武帝进言，称发现宫中有蛊气，假如不彻查清除，汉武帝的病就好不了。通鉴不仅有名有姓，还补充了细节，为汉武帝查处巫蛊案交代了心理动机。

第二处，《汉书》记载汉武帝给江充配了几名辅助，其中一名叫苏文。而《资治通鉴》则补充了一个苏文的故事，讲苏文早年间曾向汉武帝告发太子私德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苏文和卫皇后、太子之间，一直就有旧怨。这样一来，苏文办巫蛊案的动机就先有了问题。

第三处，《汉书》只提到江充确实在太子宫中找到了巫蛊用的桐木人，没说数量。而《资治通鉴》则补充了两个细节，一是称江充为找证据，把太子宫中挖得狼狈不堪，连床都没地方放；二是称这样的桐木人找到了许多，还发现了写着诅咒的帛书。这些细节似乎是放大了太子的罪，而同时，其实也突出了江充的跋扈。

第四处，《汉书》记载太子曾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劝其立刻逮捕江充，太子便照做。《资治通鉴》则补充了一个细节，称太子起先非常惶恐，表示作为人子，不能诛杀父亲派来的使者，打算前往甘泉宫谢罪。只不过因为江充也在派人抓捕他，所以太子被逼无奈才起兵反抗。

第五处，在太子杀死江充后，《汉书》记载汉武帝是听了刘屈氂的汇报，知道太子起兵。而《资治通鉴》则在此之前，补充了苏文逃出长安，到甘泉宫告发太子谋反的细节。汉武帝起初并不相信，再次派出使者前往长安召唤太子。使者行到半路，畏惧怯懦，立刻返程称太子确实造反，汉武帝这才相信。

以上便是《资治通鉴》为“巫蛊事件”补充的细节，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感受，司马光确实采用了一些《汉书》没有的史料，这些史料的感情色彩明显更加丰富，情节也更加曲折，特别是在渲染太子很无辜的层面上，起到了烘托作用。假如整个事件拍成一部电影，司马光补充的部分，显然是很能给影片戏剧性和艺术性加分的。

但是这部分内容，究竟可不可信，则是另一回事，也是该事件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至少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还很难有确切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