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俄方对华交涉的过程来看，俄方外交的特点确实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是充分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就曾打着助华调停与英法冲突的幌子骗取清廷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从中国夺得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甲午战争之后，俄国也是利用“共同御敌（日本）”的旗号诱使李鸿章签署了《中俄密约》，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中国东北纳入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加拉罕的外交策略依然如此，利用鞭挞欧美列强达到自己的目的。二是刺激中国的民粹主义，以此向北京政府施加巨大舆论压力。他的做法确实也击中了中国当时“政府势弱、民间声隆”的软肋。张君劢在国民外交同志会为加拉罕举行的宴会上就公开表示：“今日中国之外交，因处于开发者与被开发者之间的关系，遂成不自由之外交。然我国民仍希望加拉罕先生本着外交公开之旨，以对政府所提之条件，尽行公示于国民，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先生。”这种对本国政府高度质疑，而对他人寄予厚望的做法无疑让加拉罕找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缝隙。三是借助中国国内的不同政治势力，对华实施多线外交，最大限度地弱化中国的内部团结。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俄关系史，俄方总是一方面在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合法政府打交道，另一方面又在与不同的割据政权密切往来；一方面在与中国中央政权保持官方交往，另一方面又在与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如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冯玉祥、杨增新、盛世才等进行复杂的互动。这种多线外交，确实使百多年来的中俄关系纷繁复杂、扑朔迷离。四是不断对华实施信息战和心理战。加拉罕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向报界发表声明：“本着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侵略别国人民的一切领土与财产的精神，正在制定对各国人民的政策。”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俄国“在亚洲最好的同盟者”，在反帝斗争过程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我们在华的实际利益必须予以承认，因为这些利益很容易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主权协调一致起来”。在民国初年的中俄交涉乃至之后的两国关系中，俄国的这种宣传更是影响深远：从小的方面说，它让加拉罕、鲍罗廷等在华从事特殊使命的俄国人“吸粉”无数；从大的方面说，它影响了罗志田所说的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变”。#读书，我们是认真的[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