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尽快地稳定社会秩序，重新恢复社会生产，对民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多数单位、组织，大多都原封不动地接收，以迅速恢复秩序，并未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因此，民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的慈善团体，依然维持着原来的经营模式。
从数量上看，旧时代留下的慈善团体中多为儿童救济组织，以北京为例，1949年后北京继续开张的慈善团体一共有31个，其中儿童救济机构就有20个，一半是外国宗教团体组织开办的。
新中国最初对于这些涉外团体暂时采取的是“不承认、不取缔”的临时措施，并且始终坚持“团结为主，改造为辅”方针。但随着抗美援朝等国内外一系列情况的变化，这些外国教会外围组织，还在发挥其影响力，对中国进行着破坏活动，这就迫使新中国对它们出重拳根治，部分影响恶劣的机构还被当作典型揪出，北京“仁慈堂”女孤儿院便是其中之一。

“仁慈堂”女孤儿院由法国天主教组织“仁爱会”于1862年开办，至1951年2月被接管前，根据残存档案确认，89年间共计接收女童25670名，死亡23403名，死亡率91%；末任院长雷树芳（法籍修女）任职的28年间，经办接收女童约8000余名，死亡5500名以上，死亡率68%。
女孤儿院中接收的女童有一部分是弃婴，但大部分则为穷苦人家的女孩，底层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压迫和剥削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许多人无力抚养子女，听说“仁慈堂”收容幼童后，有的就把孩子送去，忍痛在一张印好的“生死契约”上按下手印，把孩子无条件地交给了“仁慈堂”，希望孩子至少能平安长大，但没人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女童们在“仁慈堂”里要承担繁重的劳动，每天清晨四点半钟起床开工，至晚上九点以后才能休息睡觉。不论大孩小孩，每天都要拼命地干活：三、四岁的拆烂布、搓线绳；五、六岁的缝袜口；八、九岁的纳鞋底、纺线；十几岁的挑花、刺绣、织袜子、织布等。有女童回忆说，她们当时少有休息的时间，就是上饭厅，上厕所，也要跑着去，谁要是稍稍迟慢一点，就要挨打受骂，更不要说完不成活了。
孤儿安聶子重病瘫痪不能起床，修女们依然要她做出“定额”的布偶玩具为她们赚钱；孤儿李大玉
病得奄奄一息，修女们非但不治病，还叫她织毛衣，结果她最终累死。
院长雷树芳后来供认：“残废者那怕没有手脚也要工作。孩子不听从时，就加以几个钟头禁闭的处罚，或以木棍、木板、藤条等毒打。我曾纵使狗去咬孩子。”

在“仁爱堂”中有的孩子得了冻伤小疮，若是稍加治疗、护理，完全可以好转复原。但是医生和药品几乎用不到孩子们身上，放任伤疮蔓延到最后，直接把胳膊、腿锯去。
孤儿包爱德，一周岁时因为两只小脚冻伤，不给医治，任由脚上的冻伤向脚腕、小腿蔓延，不久，两腿变成了黑紫色，被修女们把两条小腿截去，变成了残废；
孤儿赵小弟，因为左腕起一个大疱，没有得到及时的医疗，由手腕发展到胳膊上，溃烂几个窟窿，流脓滴血。最后被迭到教会办的医院，由一个法国“大夫”把整条左臂截肢。
对于女童们来说，一年四季就怕星期天，天主教要求这天要去教堂祈祷上帝，不能工作，因而会将水房关门落锁，口渴极了的女童被迫去厕所接便池的水来喝，不少人因此染上了传染病，最终不幸离世。
孤儿兰采得了重病后，她还没有断气时，就被丢在了埋葬的死尸堆里，她发觉后声嘶力尽地叫着:“妈妈！妈妈！我没.....”可是狠心的修女们却说：“这孩子不听话升不了天堂。”
有孤儿回忆说，院长雷树芳每次要“治疗”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会合起双手，闭上眼睛，念道:“恳求仁慈的天主，求您宽恕这个小罪人，她将永远感谢您的仁慈....”
然而这些可怜的女童们有什么罪过呢？

除了强迫劳动外，“仁慈堂”女孤儿院最为重要的一项业务便是贩卖人口，只要给钱多，不管男方是否痴傻和年岁老少，就强迫女童们嫁出去。孤儿白秀琴就被卖过两次。第一次是100元，第二次是110元。
孤儿蔺武才则是北京解放后被贩卖的，当时修女们欺骗她们说：“大的姑娘都要拉出去配给当兵的。”这样又强迫一批十五岁以上的女孩子出嫁，她自己被骗嫁给一个傻子。
院长雷树芳供认：“我承认，孩子到了十七岁或十七岁以上，在结婚时，并无选择丈夫的自由，而是被强迫的。每出 嫁一个女孩，我都要索取一笔款，在日本入侵时是六十元，以后视物价和币值而定。”

1949年，北京解放了，全市人民在欢腾的浪潮中庆祝北京的新生。“仁慈堂”女孤儿院雷树芳却开始忙碌了起来，她忙着烧毁了几大箱历年来的“生死契约”和“仁慈堂”全部档案文件，企图消灭罪证，同时还向侥幸活在人间的女童们进行反人民的反动教育。
当有人调查起女童们过去生活的真实情况时，被长期压迫的女童们只敢按着修女们预先吩咐好的话去回答他们，受苦、受罪、挨打、吃不饱、穿不暖等情况，一字也不敢提。如果发现有人说出来实情，修女们就责骂女童们违反“教规”，并进行惩罚。

1951年2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人民政府派来了工作组接收“仁慈堂”女孤儿院，并改组为“北京儿童教养所”。
工作组首先请来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大夫对全院儿童作了一次彻底检查，在剩余的八百多个孩子中，发现她们大都营养不良、发育不正常。大部分孩子患着肺结核、心脏病、风湿病、神智呆痴、关节炎等二十多种疾病。在418名孩子中，体长只有三个合乎正常标准，一个14、15岁的女童，才和一个7、8岁的正常孩子一样高，体重合乎标准的只有18%。有178名孩子比正常孩子的体重平均差十公斤，甚至差一半。
患有各种传染病的孩子先被分别送到各大医院隔离治疗；接着所有的孩子都被注射了预防针；然后党和政府给孩子们调度送来了大批的营养食品，改善了孩子们的伙食。孩子们的健康逐渐恢复，孤儿安聂子治愈离开了病床，孤儿包爱德架上了新制的木拐。而院长雷树芳，则被依法逮捕。

到了1964年，有人再次统计了“仁慈堂”女孤儿院解放出来的女童后来境况如何，除了少数考上大学外，大多数巳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岗位。有的是人民教师，有的是医务工作者，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演员，还有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不少人还入团入党。大部分人在人民政府协助下找到了父母亲人，得到了团聚。
有对父亲早逝的三姐妹，被生活无靠的母亲送进了“仁慈堂”，在新中国解放了这里后，母女姐妹团圆。大姐走进了工厂，参加了工作；二姐高中毕业后，在工厂担任会计；三妹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她们都有着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