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纵横谈# 【开封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重要场域】#在开封感受宋文化#

全媒体记者 王兰兰

“开封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重要场域，其历史地位在政治史、文学史乃至私人生活史的多重维度上均值得深入探究。”近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编审管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苏轼在开封，留下了各种传奇的文艺作品，也是和友人交往的高峰期。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的欣赏，后世成为佳话。同一年，苏轼在《谢欧阳内翰书》里提出著名的文学史发展脉络，也就是五代文教衰落。宋仁宗希望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上追两汉三代，而欧阳修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能够“收拾先王之遗文”。这种评价不仅是师友之间的颂美互动，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同一年，苏轼开始和范镇、梅挚有谢书，和韩琦、张方平有书信往来。元祐期间，苏轼和吕公著、范祖禹、范百禄、刘攽等有书信往来。有些虽然是零章片简，但可见其在京师发生的繁密的社会交往。师友之间比如和李廌，元祐元年（1086年），《答李方叔书》说“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元祐三年（1088年）的《与李方叔书》说李廌“笔势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都是对于后进的奖掖。以苏轼为中心，造就了文学史上的经典时期。

管琴指出，苏轼对于艺术的品鉴，往往是在朝期间发生的。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曾任直史馆，在馆阁中有条件接触历代名画。熙宁三年（1070年），苏轼在开封作《净因院画记》《戒坛院文与可画墨竹赞》；元丰八年（1085年），有我们所熟知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元祐元年（1086年），有《题文与可墨竹》《雪林砚屏率鲁直同赋》《虢国夫人夜游图》；元祐二年（1087年），有《郭熙画秋山平远》《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和张耒高丽松扇》等；元祐三年（1088年），李公麟作《老子新沐图》，东坡作《沐老图赞》，其中说：“岂有他哉，夫人皆然。惟役于人，而丧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则全。四肢百骸，孰为吾缠？死生终始，孰为吾迁？”元祐六年（1091年），他从杭州召还以后，文有《观宋复古画序》，诗有《题王晋卿画后》等；元祐七年（1092年），有《李潭六马图赞》。京师作为文人画客汇聚之地，也是谈论文艺的天堂。如果把这部分撇掉，只关注他与地方的关系，那么对于苏轼的研究肯定是有非常大的缺憾。

“作为文学研究者、阅读者，有时候不免会想到苏轼在开封期间心情是如何的。在这里能清晰地看出他在不同人生时期的轨迹。”管琴说，他在赴密州写给苏辙的词《沁园春》中说：“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时何难。”回忆二十年前的往事，想到当时初入开封，是怎样一种乐观快乐的心情。熙宁五年（1072年），他在诗里写“三年京国厌藜蒿”，固然是称美湖州风物，而开封生活物质方面的单一其实反映了某种缺憾，往深处说，其中还有某种内心的紧张。我们看他熙宁三年（1070年）、熙宁四年（1071年）在开封给刘攽写的信，说：“某江湖之人，久留辇下，如在樊笼，岂复有佳思也。”心情是充满忧惧的。同一时期在给刘攽的诗中，他说：“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唯可饮醇酒。”实际上也是警诫自己不要妄言。十几年后的元祐元年（1086年），虽然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但他给刘攽的信中仍然说自己“迂拙多忤，而处争地，不敢作久安计，兄当有以教督之”，仍处于事事小心的心态。

管琴说，开封与“三苏”的关系，其中的具体形态和不同时期的变化，有很多可发之蕴。不仅意味着政权的核心对人的塑造，而且在北宋这样众生喧哗、党争频繁的时期，时常使得士大夫处在政治旋涡之中。苏轼、苏辙在开封时期跨度三十余年，开封时期既是其仕履的起步、基本文化性格的形成时期，也是宋代文学堪称伟大的极盛时期，贡献出非常多、非常丰富的文学作品。我们知道西方空间理论学家有场域理论说，而要形成一个有足够声势的文学场，开封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研究开封与宋代这些名家大家的关系，对于加深我们对宋代文学、文化的理解，助益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