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面对面#【@视听中国 独家对话《我是刑警》总制片人 徐颐乐】近日，“视听中国”记者独家采访《#电视剧我是刑警#》总制片人徐颐乐，一起听听剧集创作背后的故事。

视听中国：您最初是出于什么想法决定拍摄这部以刑警为主题的电视剧呢？在拍摄《我是刑警》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比如场景搭建、演员表演把控，还是其他方面？您有没有对刑警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或感悟？能否分享一下？

徐颐乐：决定创作《我是刑警》，本质上是源于一种“时代使命的呼应”。作为文艺工作者，我始终思考的是，如何用文艺作品回应国家“平安中国”的积极建设，如何让大众看见勋章背后的真实付出。刑警群体既是守护社会安定的“刀锋”，也是离大众生活最近却有诸多盲区的职业之一。他们的故事不该只停留在新闻报道里，而应通过艺术创作，让更多人触摸到“警魂”的温度。正如剧中展现的，没有主角光环，只有层层递进的侦查、反复推翻的假设、跨代际的经验传承，这是刑警最真实的模样。我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知道所谓岁月静好，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在看不见的角落把危险挡在身后。

最大的挑战，在于平衡现实与艺术的尺度，如何以“真实”破局同质化创作。既要让行业内认可“这就是基层刑警们的日常”，又要让普通观众感受到“这就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为此我们坚持重采风、重细节、重群像。编剧徐萌走访很多一线刑警，形成了扎实的文字实录；导演惠楷栋带团队“重走英雄路”，主演于和伟主动深入一线体验……我们拒绝“灵光一现”的爽感，而是还原“脚踏实地”的笨办法，以工匠精神对抗流量逻辑。内容上，刑侦工作讲究“证据链闭环”，角色塑造上，刑警不是无坚不摧的符号，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会腰疼会失眠的普通人。于和伟饰演的秦川，腰伤发作时坐立难安的细节，并非剧本设计，而是演员在体验生活时观察到的真实状态。我们要求演员“去表演化”，比如富大龙为了饰演老刑警，特意学习老侦查员“习惯性摸口袋找烟”“看卷宗时无意识揉太阳穴”的小动作，这些细节让角色脱离人设，成为可信的人。剧集横跨35年，从90年代的“人海战术”到如今的“科技刑侦”，技术迭代背后是人的成长。我想，当观众看到90年代的刑警用传呼机联络、在黑板上画案情思维导图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年代感，更是中国刑侦事业“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历程。

拍摄《我是刑警》的过程，本质上是一次对“英雄主义”的重新认知。从前我们总以为“英雄”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但深入这个群体后才发现：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平凡岗位上“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普通人。这部剧，也令我再次思索着“平凡”与“伟大”的辩证关系。刑警的日常，更多是枯燥的走访、繁琐的证据整理、漫长的蹲守……这些“不高光”的时刻，恰恰是“伟大”的注脚。就像剧中刑警们一样，他们所做的事，不是让每个人记住自己的名字，而是让每个人能安心走在阳光下。这种隐于幕后的守护，让我们知道所谓的“英雄主义”，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是把为人民服务刻进骨髓的本能。《我是刑警》的创作，让我有幸成为真实的记录者。比起打造爆款，我更骄傲的是这部剧让观众记住了“刑警”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群有血有肉、值得托付的人，也是时代中值得歌颂赞美的可爱的人，这或许就是影视作品最珍贵的社会价值。#视听推荐##视听汇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