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的财经委会议上，提出了要“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但治理低价无需竞争、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并不是新提法，更不是上一轮周期中理解的“供给侧改革”。

2016年前后的供给侧改革，是推动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上游企业退出市场，针对的是上游钢铁、煤炭等行业，特别是其中大量亏损经营、低价竞争的僵尸企业，且国有成分占比高。2016年上游供给侧改革后，无效产能削减，上游企业扭亏为盈，商品价格抬升。但更重要的是，2016年中下游利润持续扩张、国内国外总需求旺盛，且居民部门杠杆率仅40%，因此上游供给侧改革后的价格能够向下传导，过剩产能得以解决。

但当前治理低价内卷、退出落后产能所要做的事，绝非简单的供给侧改革2.0，因为问题的根因不同，解法也不同。第一，当前进行内卷价格战的多为工业制造业的中下游以及终端产成品，并且多为民营企业，很难一刀切减少无效产能；第二，终端需求实在疲软，内需不足已被反复提起，贸易对抗背景外需难堪大任，居民部门债务也无扩张空间，价格难向终端传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许多行业内卷的企业已经平台化，利用自身的行业地位和市场分量，过度占用上下游合作方利益，以制造业为名、行平台供应链金融之实，在内需已然不旺的情况下徒增杠杆和债务风险。

那么除了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外，还应该做的包括推升需求和平台让利。削减产能不是最终目标，要想价格传导通畅，还需要提升居民收入和最终需求；一方面当前正不断推出消费刺激政策，而另一方面则需要全供应链中的“垄断寡头”主动让利，与上下游共担风险、共渡难关。

对于一些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的企业来说，与供应链企业和友商共生、减产不减员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应对下行周期的重要举措。丰田汽车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暂停工厂但保障员工薪资，通过培训提升技能，与供应商共享成本模型，联合开发低成本材料替代方案；松下电器在1929年大萧条期间以全员协作代替裁员，工厂生产减半，员工每日仅需工作半天、但薪资全额照发，闲置的半天时间用于全员推销积压商品，既消化库存又避免裁员。危机中的共担，才是企业在经济衰退期内学会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