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颧骨、三角眼，他的眼睛像狼眼，被他看一眼，瑟瑟发抖。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个子不高，精瘦，提一把砍柴刀，径直走过去。就他那把砍刀，手起刀落，能把我劈了。”这是给我们拍婚纱照的汉族摄影师形容的索大哥，他让我们不要跟他说话，有啥事儿找他老婆就行。

2022年我们去索大哥的营地拍婚纱照，我们刚到，他起身就走了。我们就打了个照面，互相没说话。

隔了一个月，我带朋友过去自驾游，这次他看到我们没有走开，反而很高兴地谈天说地。我给他讲摄影师很怕他的事儿，他知道他的名字，但就叫他山下的人。

这次我们去营地，正好来了一个夏令营的团，一帮来自上海的孩子，细皮嫩肉，粉嫩粉嫩。索大哥不喜欢他们，这些孩子们不尊重他的驯鹿，只是出于城市人的猎奇心理来看看。一个孩子还被驯鹿碰了一下，那小孩说的是“踢”，因为他把苔藓高高举过头顶，诱惑驯鹿但又不给驯鹿吃，一头驯鹿急眼了，前脚抬起站了起来，碰到了那个孩子。出于安全考虑，索大哥还是让他雇的人把那头鹿拴起来了。

按旅行团的要求，索大哥要给他们介绍下鄂温克的文化和知识。

他问：“你们从哪里来？”

老师和孩子们异口同声：“上海。”

“我问你们今天，”不等他们回答，索大哥自己回答道，“恩河对吧。”

老师们哈哈一笑，觉得索大哥很幽默。索大哥面无表情，他就是这样，他才不管你来自上海、北京还是深圳，他平等地歧视山下的人。山下的人狡猾、心眼多，爱高谈阔论、牛皮吹上天。他们对日月风云火、驯鹿、狼、白桦林、草原这一切都没有敬畏心，他们猎杀怀孕的母鹿，他们什么都吃…

他不喜欢山下的人，这次特指那个女人，那个旅行社的女人，也是他的小舅子的对象。2022年的时候，他看中了我的广东朋友，想要介绍给他的小舅子认识。他希望他的小舅子找个鄂温克族女人，可是纯正的鄂温克族人只有几十个，那找个一半鄂温克族血统的女人也行，或者找个纯良的汉族女人也行，比如我的朋友。

“那个旅行社的女人就是看中了我的营地，才接近我的小舅子。”索大哥反对他们的恋情，但他们还是结婚了。就像他希望壮大自己的民族，但他自己都只生了两个孩子。他的希望都落空了，他已经接受了这个母系氏族部落的生活到他这一代就会结束的事实。

3年前他的姑姑玛丽亚·索去世了，这位活了一个世纪的女人，曾经带着部落下山了，在公家给他们修好的房子里定居，而驯鹿像牛羊猪一样圈养在围栏里，很快大人和孩子们沾染了赌博、酒精、电子游戏，驯鹿得了罕见的瘟疫……这位德高望重的女酋长带着驯鹿和愿意跟随她的族人，再次上山回到了阿龙山，过上了游猎生活。

“驯鹿不需要人类，但人类需要驯鹿，我们跟着驯鹿迁徙，一个地方也就呆一周左右，苔藓吃得差不多了驯鹿就会走。”索大哥给孩子们介绍道，他还唱了一首歌，声音很轻，带着一丝疲惫。全然不像三年前的那个傍晚，他在营地里愉快地歌唱，歌声悠扬婉转，他的心情也很舒畅，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动物声，能伸手摸到风的形状，还讲了很多年轻时候的往事。

他年轻的时候交往过一个法国女人，她是做少数民族研究的，她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研究鄂温克族人。两个年轻人就这样擦出了火花，索大哥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个傻瓜，非常偏执，但这个女人很好。他第一次去北京就是这个法国女人带他去的，在机场他跟这个法国女人吹嘘中国到处是能工巧匠，一个椅子上的人形雕塑多么栩栩如生。法国女人没有反驳，跟着他一起去看那个雕塑，走进了才发现是个黑人，很尴尬。

法国女人还带他去餐厅吃饭，吃完要打车回酒店，他说：“只有20多里，我们走回去。”

法国女人说：“这里是北京，不是阿龙山，人们去哪里需要坐车。”

后来因为什么而分开的，我已经忘了，或者索大哥根本没说。

我问他：“你老婆知道你的这些往事吗？”

他说：“我有日记就在那里，她想看就能看到，但是我也说了，你愿意跟我结婚就要信任我，我跟你在一起，我的过去就是过去。”

我说：“那嫂子咋说？”

他说：“他相信我，她也不在乎，也从来没有翻开那些日记。”

他想第二天带我们去见他的姑姑，我们有别的旅行计划，我说：“下次。”

他说：“没有下次了。”

不到1个月，玛丽亚·索去世了，她是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也是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型，也是索大哥的姑姑，这位扶养他长大的亲人，她离开了，白桦林里下了2个小时冰雹雨，也许山野、森林、驯鹿、花草，天地一体都为她落泪吧，毕竟她与它们曾相伴百年。

玛丽亚*索走了3年，索大哥看起来比三年前还要消瘦，脖子感觉更细了，头发比之前也短了一些，只到肩膀处。他说自己刚从医院出来，因为喝酒过多，血糖骤降至1.9，而正常值是3.9-6.1，他说自己差点就过去了。

我不懂，酒精不也是粮食酿造的吗，它能吸走人的血糖？我不懂，但我也没问，他还活着，这就够了。

我说：“小郭他们明年想去贝加尔湖。”

3年前他问过我要不要去贝加尔湖，可以带他，他能做翻译。他想去看看他们民族的发源地，看看额尔古纳河左岸的族人们。

他说：“我去年去了，是公家组织的驯鹿养殖交流。”

他的评价很客观，夸他们路上没有吸烟的人，吸烟要去指定地点，街道整洁干净。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像我们这边80年代，大家也住山上的撮罗子，冬天要用雪橇，但他们的孩子们都上的寄宿学校，讲俄语，只有周末回家。

他们还实行的公社制度，一切活动都由公家安排。不像他们来中国，我们随便一家都愿意邀请他们进来坐坐，把家里最好的吃食拿给他们。那边的人要是这么做，公社会出面干预、找他们谈话，他们根本就不敢这么做。

“虽然讲同一种语言，但我们是完全不同的制度。”索大哥补充道。

他还讲了坐爬犁车的故事。去会场的路上，他跟赶爬犁车的鄂温克人说话，因为语言相通，他坐上去了。另一个人也想坐，但他连鄂温克语都不会说，没有资格。

他的贝加尔湖愿望达成了，但他似乎有些落寞。他的语言在消失，因为没有形成文字，也无法被记录被传承。他的孩子不愿意来营地，更不愿意去山林腹地，他也不愿意他的孩子们受他年轻时候的苦。

他只能把他的痛与挣扎放在心里，放在歌里，放在不易被人察觉的角落，然后在给一波又一波的游客讲解和吟唱中，夹杂着他复杂落寞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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