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监管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种“舆论-反应”的模式，早期很大程度上是观其行，有不小的试错空间，让行业先搞一搞，不急于出措施。

比如互金比如共享比如O2O，都不是立法立规先行，甚至有关部门对互金有些忧虑，前总经理还会在会上痛斥：尔等懂不懂创新！

甚至在P2P整顿后，对于平台的资本充足率、放贷规模等“细节”问题，还是放一放的，当时催收、共债问题已经在民间舆论上闹得沸沸扬扬，还是因“总经理的鼓励创新”而按着不应。

直到20年。

很多事情也类似，困在系统那篇报道出来前，人社部的看法也推不下去。

社区团购、卖菜业务，也是舆论先热议，才有后来的下场。

有意思的是，有人认为这是先做大再收割，也有人认为这是有意引导舆论。

这都是想太多，大棋文看多了。

很多时候，对应的监管部门在事出之前、引爆舆论之前，其意见压根不受上面的重视，在“鼓励创新”的大帽之下，干脆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不出事就出手，自己扛雷，得罪太多人，不如听灵道的，静观其变，顺便先搞几个协会收点会员费，你好我好大家好。

挺有意思的复杂中国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