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宗张皇后——女中尧舜，辅政三朝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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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后宫的历史长卷中，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张氏（诚孝昭皇后）以“女中尧舜”之誉独树一帜。她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从燕王世子妃到太子妃，再到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以智慧与德行长袖善舞，在皇权更迭的关键节点稳定朝局，成为仁宣之治的重要推动者，更在英宗初年撑起主少国疑的危局，堪称明朝最具政治智慧的后妃之一。

一、潜邸贤妃
张氏生于洪武年间，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娴习礼法，聪慧通透。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她嫁与燕王朱棣长子朱高炽为妃，自此踏入皇室深宅。彼时朱高炽虽为长子，却因体态肥胖、不善骑射屡遭朱棣猜忌，而弟弟朱高煦、朱高燧野心勃勃，多次构陷太子。

作为世子妃与太子妃，张氏深知丈夫处境艰难，始终以隐忍与智慧周旋。她侍奉朱棣与徐皇后极为恭谨，每日问安视膳从无懈怠，以孝行赢得公婆好感；面对朱高煦等人的挑衅，从不正面冲突，而是暗中为朱高炽弥补疏漏——当朱棣因朱高炽处理政务迟缓发怒时，她总能以“太子连日操劳，偶有倦怠”委婉劝解；当朱高炽因骑射不佳被斥责时，她默默督促丈夫减重锻炼，同时亲自操持内务，让其无后顾之忧。

朱棣曾私下对徐皇后感叹：“此妇贤淑，他日必为吾家贤母。”张氏的存在，不仅缓和了朱棣对朱高炽的不满，更成为维系太子地位的隐形纽带，她以女性智慧在权力夹缝中为丈夫争取的生存空间。

二、皇后与太后
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炽即位，张氏成为皇后。她虽贵为中宫，却不改勤俭本色，带头缩减后宫用度，拒绝亲属外戚干预朝政，更时常与朱高炽讨论政务，提出宽仁待民、重农桑、轻赋税的建议，与朱高炽的治国理念不谋而合。可惜朱高炽在位仅十月便猝然离世，张氏一夜之间从皇后变为皇太后，辅佐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

宣宗时期，张氏以太后身份居紫禁城仁寿宫，虽不垂帘听政，却成为宣宗最信任的定盘星。她深知宣宗年轻气盛，时常以“祖宗创业不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劝诫，引导他延续朱高炽的休养生息政策；面对朝堂争议，她会私下召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听取意见后再转告宣宗，却从不让外臣知晓太后参与决策，既避免后宫干政的非议，又确保政策稳妥。

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欲废胡皇后改立孙贵妃，张氏虽不赞同，却未强硬阻止，而是在事后仍以皇后礼待胡氏，维护后宫稳定；宣德五年（1430年），有外戚想借太后之势求官，张氏严词拒绝：“外戚干政乃国之大忌，吾家子弟只需安分守己，无需仰仗皇权。”她的清醒与克制，为“仁宣之治”的清明政治扫清了后宫与外戚的障碍。

三、太皇太后临朝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朱瞻基病逝，年仅9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此时国无长君，朝野人心惶惶，有大臣私下建议张氏垂帘听政，而朱高煦的余党也蠢蠢欲动，试图趁机夺权。

已是太皇太后的张氏展现出惊人的魄力与远见。她当众拒绝垂帘听政，以“皇帝年幼，需赖大臣辅弼”为由，召集英国公张辅、“三杨”、礼部尚书胡濙等五位重臣，对他们说：“先帝托孤于诸公，望诸公尽心辅佐幼主，共保大明江山。”随后，她将英宗抱至群臣面前，让小皇帝亲口说：“此五人，皆先帝旧臣，凡事需与他们商议。”这一举措迅速稳定朝局，确立了辅政大臣的权威。

执政初期，张氏虽居后宫，却牢牢掌控大局。她要求英宗每日晨读，亲自挑选讲官为其授课；每遇重大决策，必召辅政大臣面议，待群臣拿出方案后再让英宗裁决；对于宦官王振（此时已渐得英宗信任），她始终保持警惕，多次斥责其不得干预朝政，甚至在王振试图越权时，当众下令将其鞭责，吓得王振在其在世期间不敢肆意妄为。

在她的主持下，英宗初年延续了“仁宣之治”的余韵：边防稳固，民生安定，内阁与六部运转有序，朝堂上没有因皇帝年幼而出现权力真空。

四、德昭后世
正统七年（1442年），张氏病重，临终前仍召见杨士奇、杨溥等大臣，询问朝政得失，叮嘱他们“继续辅佐皇帝，亲贤臣，远小人”。不久后，这位历经六朝的传奇太后溘然长逝，与仁宗朱高炽合葬于献陵。

张氏的一生，从未以权力为目标，在关键时刻以女性的柔韧与智慧守护了皇权的平稳过渡。她辅佐仁宗稳固储位，助推宣宗开创盛世，守护英宗渡过危局，三次在皇权更迭中扮演定海神针的角色。更难得的是，她始终坚守后宫不预政的底线，以影响而非掌控的方式参与政治，既避免了外戚专权，又遏制了宦官干政的苗头，其政治分寸的拿捏，连许多男性政治家都自愧不如。

明末思想家李贽曾评价：“张太后当国，一遵仁宣之政，不为分毫增益，而天下晏然，民安其业。此非‘女中尧舜’而何？”这位没有留下名字（史书记载仅为“张氏”）的皇后，以一生的智慧与德操，在男权主导的封建王朝中，写下了属于女性的辉煌篇章，成为后世帝王推崇的贤后典范，其功绩与风范，至今仍被历史铭记。#历史天窗[超话]# http://t.cn/A6kLcQ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