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骑士和他们的艺术
作为伊朗语支游牧民族,阿兰人(奄蔡/Alans)与萨马提亚人(Sarmatians)和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有继承关系.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可能成型于在锡尔河(Syr Darya)畔康居附近的草原上,并与其它游牧部落如月氏,乌孙等互相交流.作为东伊朗语支的民族,他们的自称’阿兰’与’伊朗’和阿富汗的古称’Ariana’一样来自’Arya’这个阿维斯陀语词根.公元一世纪中叶,部分阿兰部落向西迁移,到达顿河下游和黑海北部沿岸.
欧洲文献中最早提及阿兰人的内容出自罗马哲学家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c. 4 BC – AD 65)的戏剧
阿兰人在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进攻多瑙河,南高加索和西亚地区.公元135年,他们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遭遇了阿里安(Lucius Flavius Arrianus)的军队.这位希腊裔军官和作家因此写出了<针对阿兰人的军事部署/Ἔκταξις κατὰ Ἀλανῶν>,在里面表达了对这支游牧民族重装骑兵实力的担忧和对应的罗马军事战略.
军事成功和商队贸易利润使从伏尔加河到黑海地区的阿兰人将大量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顿河下游地区公元一到二世纪的阿兰王公墓葬中有大量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许多珍贵物件以黄金制成动物形态,然后在上面镶嵌着宝石切片,尤其是绿松石,即所谓’多色动物风格’.虽然阿兰人和斯基泰人有历史传承关系,但这类风格与斯基泰动物艺术差异明显.’多色动物风格’的许多早期藏品来自阿富汗北部的黄金之丘(Tillya-tepe),并可能从希腊-巴克特里亚地区进入萨马提亚人的文化.
阿兰人在顿河下游和库班地区于公元一至二世纪,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因此这一时期和地区多色动物风格装饰的发现数量最多.比如这里出土的的匕首,刀柄和刀鞘前盖由黄金制成,装饰有红玉髓和绿松石镶嵌的浮雕动物形象,描绘了格里芬/狮鹫以及老鹰与骆驼搏斗的场景.
古代伊朗语支民族对动物的描绘与他们的宇宙观念有关.鸟类尤其猛禽代表着崇高的天界,有蹄类食草动物居住在凡间,而猛兽则代表着阴间.这支匕首描绘了这三个世界,捕食者与猎物,阴间与凡尘之间的动态纽带. 刀背的位置上有环形的皮绳让战士可以把匕首绑在大腿上,就像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记录过的那样. 这种匕首很可能是阿兰统治者权力的象征.墓葬中同时发现的银器和镀金器皿可能是来自博斯普鲁斯(Bosporus)和克森尼索(Chersonesus)希腊统治者的礼物.
到了公元三世纪至四世纪上半叶,红玉髓镶嵌成各种花型和十字型的珠宝装饰风格在东欧地区开始流行.以这种风格制作的物品包括马具部件,腰带套装,武器装饰和首饰.从伏尔加河下游到多瑙河口都可以找到这种风格的物品,它们可能是在黑海北部地区潘提卡彭(Pantikapaion)的工坊里制作的,并作为外交礼物送给主要包括阿兰贵族的游牧民族首领.
公元372年,顿河下游和黑海北部地区的阿兰人被匈人打败,并被迫向西方迁移.他们此后参与了许多历史事件.比如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战役中,阿兰人和他们的哥特盟友一起击败了瓦伦斯(Valens)皇帝的精锐军团,给罗马帝国造成了致命伤.而在公元451年的卡塔隆(Catalaunian)平原战役中,阿兰人在西罗马麾下,击败了阿提拉的卫队,帮助已经衰弱的罗马延续时间.这批阿兰人很可能融入了罗马晚期社会,并成为其后西欧中世纪各民族祖源的一部分.
但另一群前往北高加索的阿兰人延续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从公元二世纪左右开始,阿兰人的定居点和墓穴就在这里出现.尤其是公元五世纪左右的阿兰贵族墓葬,考古学家在里面发现了配有黄金剑鞘和剑柄的双刃剑;剑尖,剑柄口和剑鞘末端都有石榴石镶嵌装饰.他们还发现了许多皮革马辔套;黄金或薄金箔包裹铁器,铜器或银器;以及用石榴石镶嵌成几何形装饰的首饰.
到了中世纪早期,阿兰人在高加索中部建立了国家,它在东欧和西亚地区的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得益于阿兰人巨大的军事潜力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他们控制着连接南俄草原与伊朗及拜占庭的重要高加索通道,因此从商队贸易中获得了巨额收入.首先是是丝绸之路的高加索段经过了阿兰人的领土;因此中国和粟特的丝织品和服装,拜占庭钱币,萨珊宝石,埃及玻璃和其它贵重物品都来到了阿兰贵族手中.此外,阿兰人还是抵御北方突厥游牧民族入侵伊朗和拜占庭的可靠屏障,因此他们在六世纪的萨珊波斯与拜占庭战争中积极参与,平衡双方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势力.
而继匈人之后,不同讲突厥语的各民族从亚洲像东欧大草原扩张.公元七世纪,可萨人在从伏尔加河下游到黑海北部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汗国.虽然在与可萨人近三个世纪的相处中,阿兰人有时不得不向他们纳贡,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保持了独立性.而自七世纪中叶起,阿拉伯帝国与可萨汗国的爆发战争,阿兰人与可萨人结盟,最终迫使阿拉伯人放弃了对北高加索的企图.九世纪起可萨汗国逐渐衰弱,而在公元965年,可萨人,伏尔加保加尔人和阿兰人的军队被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Svyatoslav I Igorevich)击败.
阿兰人的军事和武器在中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武器装备的轻量化趋势,长柄重剑逐渐被马刀取代.这些都在墓葬出土中得到了体现.骑兵墓葬中的必需品是贵金属装饰的腰带,而装饰主题往往体现了伊朗民族的特点.比如头戴冕冠的骑手从在马上回头射击打猎狮子,从阿契美尼德,安息,到萨珊时期都有这种题材.当然马具也是必不可少的随葬品.
到了10世纪初,阿兰人普遍信奉基督教,并与拜占庭和高加索的基督教国家交好.君士坦丁七世的著作<典仪论/De Cerimoniis>提到阿兰人的国家与拜占庭关系十分亲近.今天奥塞梯地区发现的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墓葬体现了阿兰人在高加索地区的繁荣.这里出土了许多贵金属装饰军刀, 还有可能是女神像的作品.以及精美的拜占庭皮革制品,上面用银线绣着生命之树与孔雀.这一时期的阿兰文化受到伊朗,拜占庭以及南高加索国家的持续影响.
公元十二世纪开始的割据进程导致阿兰人的国家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日渐衰弱,因此失去了抵抗蒙古西征以及帖木儿大军的力量,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不再有之前的影响力.然而阿兰人的身份,语言和文化从没有消失,他们的直系后裔就是今天的奥塞梯人(Osse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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