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武帝评传》第二章《崇论闳议，复兴儒学》。
汉武帝登基后，推行“新政”，依靠田蚡，以景帝生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和“君不任职”为由,罢免丞相卫绾、御史大夫直不疑（两人旧派代表）。刘彻恢复了汉初推行过的察举制度。立明堂，筹备封禅大典，但早期的这些活动，遭到了窦太后的扼杀。这应该是刘彻人生第一次受挫。
政治的失意，让他渡入感情的世界。刘彻生性“多欲”，天下美女见得多了，能让他动情的没有几个，直到遇到卫子夫。但刘彻政治理性并未泯灭，他听从母亲王太后意见，韬光养晦，维持与皇后阿娇的关系。
为避开窦太后控制，刘彻扩大上林苑，扩建扈从卫队，以备不测，西汉始有“期门”之设。“期门郎”是禁军精锐武装。建元五年，窦太后病笃，武帝朝得以恢复博士，仍属太常，故言“初置”。其间诸博士不限于儒经，还有诸子书及各种古代典籍。元光元年(前134年)十一月，刘彻诏举贤良文学直言极谏之士。刘彻用秩卑权轻的内朝官制约外朝位尊权重的大臣，实收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之妙。
刘彻用人基本能兼容并包，所选之人出于十家九流五湖四海，不分贫富贵贱和学派畛域。所以此时人才济济，比如严助、朱买臣、东方朔，司马相如、张骞、主父偃、桑弘羊、徐乐、严安等。但所有帝王都不可避免，喜欢拍马屁的臣子，不喜欢忤逆自己的。其中一代布衣丞相公孙弘，是最受汉武帝喜欢的大臣，但此人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谨慎圆滑，懂得曲意迎合刘彻。而董仲舒固执己见，书生气十足，不受刘彻喜欢。
汉武帝时代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卓然尊崇儒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此刻董仲舒用“灾异之变”、“天人感应”解释“天命”说，创造了与“大一统”相适应的儒家思想体系，确立了新儒学的神学君道观。
在董仲舒被治罪的论述中，我看到主父偃的身影，颠覆我对他的好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借建元六年辽东高庙火灾，议论朝政，颇涉“刺讥”。主父偃窃取其书稿上奏，刘彻以此书示董氏弟子吕步舒，吕步舒不知这部书为乃师所著，斥之为“下愚”。罪当死，赖刘彻宽囿得免。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作者对勘史籍，发现武帝尽管 “卓然尊儒”，却并未“罢黜百家”。作者有个让我最震惊的观点是: 由于这种地位，司马光编造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谎言，通过《通鉴》的广泛传播和人们对《通鉴》的盲目认同，形成了中国人历史观的一大“盲区”，至今尚未得到理性的清算。#溯源丛书[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