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余与三大人闲谈。一大人忽谈及印度孟加拉所驻英军，问吾该军情势何若？吾约举告之。其人即曰：近日中国西藏不幸有土番之乱，不知孟加拉所驻贵国军队，何事援助西藏叛民与敝国开衅？余以此事未之前闻，疑骇不可名状， 立言此事万非情理所有， 敝使可力保其必非确耗。其人曰：否！吾中国官军与叛军开战之时，初意叛军多乌合之众，官军一至势将瓦解。 交锋而后，乃知叛军亦颇有能力可与官军抗抵。因疑叛军苟非得有外人之援助，必不至善战至此。 后乃果于开战之时， 见叛军中有西人数名，为之指挥，而所戴帽子则与贵国之兵相若，故疑为孟加拉之英军。余以此事苟不加以明辩，颇足酿成国际之恶感。或者事本乌有，此人特假设其辞，以一试吾英人有无觊觎中国边地之野心，则尤不得不声辩于先。
乃曰：此事真伪姑不论，即以地理言，孟加拉之与西藏相去绝远，西藏有事，吾英军不惟不能参与，即消息亦莫能传达。 其人始无言而去。
次日，其人又问曰：贵国孟加拉军队，前此谣传援助西藏叛军之事，已由贵钦使证明其误，敝国上下，万无不信贵使之言之理，但不知孟加拉军队，亦肯助吾官军以平叛军否？余以此人调皮至极，即答之曰：否！以地理而论，吾军既不能助叛军，即有助官军之心，亦鞭长莫及。
此人盖欲令吾于无意之中，答以英军可助官军，然后将余昨日地理上风马牛不相及之说，根底推翻也。”（《乾隆英使觐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