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约一百万名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独裁统治中受害（编译者注：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在1906年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合并，西方世界亦称委员会成员为青年土耳其人）。这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折射了近东地区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危机。迫害亚美尼亚人的开端，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惧怕英国和俄国入侵，消灭自己，于是在1914-15年冬天免除了所有亚美尼亚公务员的职务。其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误以为亚美尼亚人组织起义，于是在1915年4月24日晚上，当协约国发动了加里波利战争，塔拉特帕夏下令逮捕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的亚美尼亚精英。在伊斯坦布尔，约270名亚美尼亚人的神职人员、医生、编辑、记者、律师、教师、以及政客被逮捕，而所谓的驱逐，不过是把大部分人给杀了。其他的行省亦效仿这一做法。如此一来，青年土耳其党人成功使亚美尼亚族群失去了领导。然而，迫害并未停止——亚美尼亚族群剩余的普通人也被驱逐至叙利亚的沙漠地带。尽管行省之间的做法有差别，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大约一百万的亚美尼亚人被杀害。之所以说这是一场是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是因为杀戮的目标是全体亚美尼亚人，无论他们是否忠诚，都被驱逐和杀害。因此，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聚落的大部分居民都死了。

种族大屠杀在这个帝国制造了无数的孤儿。然而，他们并没有流落街头，乞讨食物和钱，因为大部分的孤儿都被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掌的政府带走了。在这个人口统计学和民众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民族主义者坚信儿童的数量与质量对国家统治是重要的。战争期间及其后，这些奥斯曼孤儿的身份认同和他们的未来，都成了救济组织（包括传教士）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争夺的对象。青年土耳其党人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儿童是国家珍贵的财产，必须被灌输以民族意识和纯正的土耳其人身份认同。那些非土耳其人的孤儿的待遇有所不同：除了食物和收容之外，他们会被改造其文化身份。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看来，国家拥有高于父母的教育儿童的权利，并提出了一个目标——将那些“重要的”亚美尼亚儿童进行“土耳其化”的改造。可以说，这些关于孤儿的政策并非单纯的慈善措施，而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摧毁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族群的行动。

一战硝烟刚起，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知道现有的奥斯曼孤儿院系统早已无法容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孤儿数量，更不足以足去应对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他们预料到前方的艰苦岁月，于是委任许克鲁·卡亚（Şükrü Kaya）建立新的孤儿院（卡亚在战后一步步升为内政部长）。1915年5月23日，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驱逐全体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的儿童则被分配到穆斯林人家庭中，或者送到国营孤儿院。1915年6月起，政府下令将10岁以下的亚美尼亚儿童“集中”安置在孤儿院，尽管这时有些孤儿院还没有建成。1915年7月10日，塔拉特帕夏进一步推动吸纳吸纳亚美尼亚儿童的政策，下令“把儿童送给那些没有亚美尼亚人居住的村落和城镇中的要人家庭抚养”，那些无法承担多一个小孩的人可以得到每个月每个小孩30分的津贴，而且哪家收养了小孩必须记录在案。两天之后，塔拉特帕夏签署了一份类似的适用于所有行省的法令：“那些很有可能会在驱逐亚美尼亚人过程中成为孤儿的儿童，需要被尽快转移至政府经营的孤儿院中。”这一法令的制定揭露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精英显然意识到，很多小孩会因为即将落实的种族屠杀而变成孤儿，也这表明了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的灭族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统治者刻意为之。

这一政策到了执行的第二年，目标儿童的年龄被提高到了12岁，并且给出了明晰的条款，要求儿童是按照穆斯林的传统来“抚养和同化”。政策出台的几年里都被执政者紧密监控。塔拉特帕夏间或会要求看到整个帝国境内的详细数据，比如每一个行省住了多少孤儿，多少人被安置在孤儿院，而且问题细化到孤儿的性别和种族。与其同时，塔拉特发动了大范围的文化禁令：除了焚烧图书馆和书籍，还禁止在一切交流手段中使用亚美尼亚语，而必须代之以土耳其语，并在帝国境内取缔亚美尼亚人的学校以及亚美尼亚语的报纸（在伊斯坦布尔流通的报纸除外）。塔拉特甚至在很多亚美尼亚人和德语的学校周围设立封锁线，让亚美尼亚儿童无法在那里学习。通过这些做法，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的教育系统已经被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