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纵横谈# 【“乌台诗案”中的苏轼】#在开封感受宋文化#

王浩禹

“乌台诗案”是宋代的文字狱，给宋代优待士大夫的国策蒙羞。

因为汉代乌鸦经常在御史台附近的树上活动，御史台是负责纠察百官过失和不法的机构，给人恐怖的气息，所以御史台被称为“乌台”。

苏轼是大文豪，也是充满抱负的士大夫。他对宋代中前期的发展现状多有忧虑和不满，曾在宋仁宗时期写过文章，认为宋朝统治危机四伏，需要进行变革，得到宋仁宗的欣赏。但是这样一位积极主张变革的人物，却在王安石变法时成了一名变法的反对派，而且是重要的反对派代表性人物。因政见不同，苏轼被王安石下放到地方任官。

随着王安石被罢相，退居金陵，不再主持变法，宋神宗亲自主导变法时，苏轼遭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打击。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在徐州任上任满，准备由彭城出任湖州知州。通常地方官员届满被朝廷任命新的官职时，都会写一个谢表，表达对朝廷和皇帝的感恩戴德。这是规定动作，不写也不行。苏轼的这个谢表，其实就是表达对宋神宗的感恩，说自己会在湖州好好干。但是却遭到了变法派小人别有用心的攻击，让他们逮到了惩治苏轼的机会。

变法派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并把苏轼在杭州编的几本诗集呈给宋神宗，说苏轼借古讽今，借毁谤新法来愚弄皇帝，更有甚者，说苏轼讥笑宋神宗不懂书法。而李定罗列了苏轼的四大罪状，主要是说苏轼目中无人、有恶行而不知悔改，恃才傲物，言行伪善不一，怨恨宋神宗不重视自己，所以喜欢和皇帝、变法对着干。李定之所以憎恨苏轼，是因为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李定推行青苗法得力，得到王安石的赏识，被王安石提拔为京官，苏轼和其他大臣都极力反对，得罪了李定等人。因此，李定逮住这个机会，欲置苏轼于死地。

在李定等人的煽风点火下，宋神宗下令把苏轼押到御史台治罪。此时，苏轼在湖中任上，根本无法察觉京师开封的暗流涌动。苏轼的好友、驸马爷王冼提前得到消息，立马给在河南商丘做官的苏轼的弟弟苏辙报信，苏辙很是吃惊，急忙派人到湖州把消息告诉苏轼。

不幸中的万幸，派去捉拿苏轼的黄甫遵，是带着儿子和两名兵丁去的，走到江苏镇江时，他的儿子生病了，耽搁了一段时间。于是，苏澈的信先一步到了苏轼手里。听到这个消息后，苏轼很是震惊。但是他仔细想了想，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坦然接受了现实。皇甫遵到来后，苏轼对他说：“我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必死无疑，请允许我和家人道别。”可见，苏轼做了最坏的打算。

苏轼被押入开封，关押在御史台牢狱。在关押期间，苏轼长子苏迈一直侍奉左右，忙前忙后照顾他。他们父子之间约定，每天送饭时，如果天下太平就送肉和菜，若有不测就送鱼过来。有一次，苏迈出去办事，委托朋友帮忙送饭，但是忘了交代朋友他们父子之间的约定。这位好心的朋友买了几条鱼做好送给苏轼。苏轼看到鱼，很是紧张，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了。于是，他写下两首绝命诗给弟弟，名为《狱中寄子由二首》，请狱卒代为转交。这两首诗表达了对弟弟、妻儿子女的恋恋不舍之情，读来令人动容。

苏辙收到苏轼的诗后非常难过，上书宋神宗，表示自己愿意舍弃官职和出身为兄长赎罪。宋神宗读了苏轼的诗后也很感动。司马光、王冼、张方平、范镇、黄庭坚等大臣纷纷上表替苏轼向宋神宗求情。就连变法派的章惇也向宋神宗求情，说：“宋仁宗皇帝得到苏轼后，很是喜欢和欣赏，现在您却把他下狱，恐怕会背上不爱惜人才的骂名。”令人赞赏的是，王安石也上书宋神宗，说：“难道有盛世杀士大夫的吗。”病重在床的太皇太后曹氏听说苏轼下狱之事很是震惊，对宋神宗说：“当年仁宗皇帝得到苏氏兄弟，十分欢喜，告曰得了宰相之才。仁宗感觉他老了，怕用不上这两个人，说是留给子孙，好使他们堪大任。你现在倒把苏轼下了大狱，真令人难过。”宋神宗只好说：“苏轼不满新法，动辄写诗讥讽，我很头疼呢。不过，我并没有打算把他怎么样，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有您的懿旨，我立即下令放他就是。”

过了不久，宋神宗下令释放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至此，“乌台诗案”结束。苏轼在狱中足足被关押了100多天。这100多天对苏轼影响很大，影响了他对政治的兴趣，影响了他的诗风文风，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影响了他对子女的教育观。此后，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