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沈醉恢复了起义将领的身份，享受副部级待遇，更让他高兴的是，女儿沈美娟和丈夫也按政策回到了北京，并分配了工作。1949年秋，沈醉将妻子栗燕萍及子女送到了香港，后来栗燕萍误以为沈醉被枪毙而改嫁，子女被沈醉的亲属接到了台湾，只有小女儿沈美娟被送回了长沙。

从1960年被特赦到1996年病逝，沈醉与女儿沈美娟相依为命，共同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

1962年，沈美娟即将升入高中，经在沈醉申请、周恩来总理特批，沈美娟离开长沙进入北京女六中读高中。高中的三年，沈醉既当爹又当妈，给女儿做饭，陪女儿学习、玩耍，甚至一针一线地给女儿缝衣服。

沈美娟则想方设法让沈醉，沈醉日记中这样写道：孩子是费尽心思在安慰我，事事依我。我被她的一片孝心深深感动。今后长时间父女相依为命地活下去，我不得不为她的健康和兴趣着想，让她愉快地生活在我身边。我真想不到，我晚年有这个小女儿能给我这么大的安慰。

1966年秋的一天，几个人来到沈醉家中，亮出了“拘留证”，沈醉尽量镇定地对眼泪汪汪的妻子杜雪洁（1965年8月与沈醉结婚）和吓傻了的沈美娟说：“你们放心吧，解放后我没做过什么坏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随后，沈醉便被来人带出家门，走进了茫茫的黑夜。

那一夜，沈美娟用被子蒙着头，痛哭不止。第二天，不甘心的她骑着自行车去了政协、当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甚至闯到了公安部。可是奔波了一天，也没有打听到沈醉的下落。一天后，带着担心和恐惧，沈美娟离开北京，返回宁夏农业建设兵团继续当知青。

五年后，沈醉被释放了恢复了政协文史专员的工作。1980年，在恢复起义将领身份后，沈醉决定带着女儿沈美娟去香港，因为沈醉在台湾的三个子女及在香港的栗燕萍寄来了钱和信件，希望能够见面。

1981年1月6日，香港《新晚报》在头版头条用套红标题登出消息《沈醉将军携女抵港小住，大陆以外子女前来团聚》。与栗燕萍见面那天，栗燕萍一声“叔逸”，让沈醉泪流满面。

不久后，沈醉在台湾的子女也赶到了香港，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亲人们纷纷劝说沈醉和沈美娟留下来，不要再回大陆。沈醉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他说：“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不过，不回去可不行！共产党这么信任我，让我和你们的妹妹一起出来了，我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来。”

沈醉到香港后，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加上媒体对沈醉香港之行的关注，让他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前来采访的记者和探望的友人络绎不绝。当沈醉表示春节前就返回大陆时，很多人觉得沈醉的行为不可思议。故旧和学生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

沈醉对他们说：“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新中国，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

这期间，还有一些“特殊”的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希望沈醉留下来的意愿。有一天，沈醉独自外出就餐，邂逅了一个他曾经的特务训练班的学生。这位焦姓学生一再提出，希望沈醉能去台湾，安度晚年，并表示会为沈醉安排在台湾的一切。沈醉婉言谢绝了那人的“好意”。

也有不友好的人质问沈醉：“你不怕别人骂你吗?”遇到这样的情况，沈醉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回击。

有一天上午，沈醉刚送走了一拨客人，一位自称某报纸董事长秘书的梁小姐来访。之前，该报正准备刊登沈醉写的《溥仪特赦之后》一文。梁小姐一进来就拿出一张面额巨大的支票。沈醉笑着问：“稿费会有那么多吗?”

梁小姐解释说支票是董事长送给沈醉的，希望他能在报纸上发表一些骂大陆的文章，沈醉一听断然拒绝。

沈醉的态度换来的是：1月17日，《香港时报》发表了一篇以“一群热爱贵报的读者”的口吻写的文章《戳穿沈某可耻目的》。沈醉清楚，这是那些人对他的最后通牒，也是台湾方面准备对他采取行动的信号。于是，沈醉决定尽快带沈美娟离开香港。离开之前，沈醉还写好了驳斥《香港日报》那篇文章的谈话稿，不料22日清晨出现变故。

这天早餐前，沈醉到九龙公园散步，正准备在长椅上坐下看报，一个中年男子上前很客气地说：“沈先生，我们组长想请您去谈谈。”

沈醉一见来者不善，并没有失态，而是镇定地把自己所住酒店的房间号给了来人。沈醉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找上门的。但是，沈醉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在那些人来之前，沈醉和沈美娟已经离开。临走前，沈醉给那些人写了几句话：“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无边，不敢再跳!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和杜聿明、宋希濂等特赦的原国民党将领一样，沈醉晚年致力于祖国统一，他曾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