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一个人的人生必须被记录下来，才能在历史上获得意义。在过去，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留下文字记录。在我们的历史记载中，几乎没有人只是普通百姓。他们往往是政治阶层或显赫的团体成员。而普通人来去匆匆，如同春生秋枯的草，悄无声息。历史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要亲自记录的对象，必须能够引起我的兴趣。虽然其他人可能对他们不那么感兴趣，但他们是我曾经接触过的人。我记录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度过的时光里相遇。我的工作就是拍摄他们，并将他们的生活方式载入电影史册。
无论我将相机对准某人的情形如何，事实始终是相遇。无论我将这个人物化到何种程度，我都会遇到我们共处同一时空的物质现实。我们共享空间的边界就在现场。我们的关系早已在宇宙中形成，因此，通过某种人为的逻辑来切断这种联系，并没有任何文化意义。
我尽力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掌控这些事情。在拍摄过程中，我和拍摄对象之间会逐渐建立起某种关系，但我们既不是朋友，也不是陌生人。我只是在共同的时空里观察他们的生活。我不认为捐赠食物或衣物等同于提供实质性的物质帮助。与其说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易，不如说是任何人际关系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我没有损害影片的伦理承诺，也没有超越纪录片导演与拍摄对象之间关系的界限。

我严格地从中国个体的视角来探讨集体问题。这意味着我与项目参与者的关系是个人化的，而这些个人关系又会进一步揭示集体内部的问题。

因此，我必须在那里，而不是在这里。只有当我和这些人在一起时，我才真正成为一个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