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方伪史论# 这其实是一个如何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的问题。

讨论“西方”或“东方”历史的“真”与“伪”，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的真，什么是历史的伪。

中国史里有一桩著名的公案——北魏崔浩之死与国史一案。崔浩本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最重要的谋臣，却因为受命编纂《国记》，“秉笔直书”将北魏皇室早期“丑事”——如族内残杀、男女关系混乱——刻于石碑，立于通衢，引发鲜卑贵族震怒，最终被诛灭九族。《魏书·崔浩传》载：“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

周一良、唐长孺等诸多史学家都对崔浩之死有独到的见解，“直书获罪”、“暴扬国恶”可能是表象，深层原因涉及崔浩推动鲜卑的汉化改革、排斥鲜卑贵族特权，以及参与灭佛运动等政治斗争、触怒多方势力，以及个人的恃才傲物、树敌众多等等。

那么崔浩之死的真相到底如何呢？如何通过被修改的历史文献，还原事件的真相呢？多重史料互证是重要的方法，通过对比《魏书》《北史》《资治通鉴》等不同记载，辨析官方叙事与民间传闻的差异，寻找矛盾点。要注意史书中的“单一归因”，分析事件背后的权力结构、利益冲突及个人因素，避免简单接受表面解释。

实际上，如同《魏书》一样，各朝史书都有讳言之物，兄弟相杀、父子相残、人伦禁忌；也有灵异之言，太祖太宗诞生之处金光遍野、紫光现世、斩白蛇、出灵龟。

不管是何种历史文献，其呈现于世就可能受编纂者立场影响，选择性呈现事实，历史记载既是真相的载体，也是利益博弈的产物。揭露历史真相需超越文本表面，通过多维视角、批判性思维，在权力与文字的博弈中寻找蛛丝马迹。

以偏概全与全盘接受都不可取，去伪存真、辨伪取真才是真意。

而且，不仅中国学者一直在辨伪中国历史，欧洲学者也在辨伪欧洲历史，关于希罗多德的批评并不少见，欧洲史学界也没有把古希腊、罗马神话当正史来看待。

但西方伪史论者混淆“历史细节争议”与“文明存在否定”。任何古代文明的研究中，都存在细节争议，比如如具体年代、事件动机等，这是学术争论的正常现象。但伪史论将这种“细节争议”偷换为“文明整体伪造”的结论，犯了“稻草人谬误”——即先歪曲学术共识，再攻击自己构建的虚假靶子。欧洲学界对古希腊某些文献的成书时间有讨论，但没有严肃研究否定古希腊文明的存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其存在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而是通过物质遗存——古代遗迹、文物和文字载体被我们认知。伪史论其实是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其不仅会否定西方古代文明，也会否定一切文明的历史真实性，最终导致“历史不可知论”。

伪史论基于“历史虚无主义”，构建起了他们的“万能否定框架”，对考古发现，称“后人伪造”；对文献记载，称“刻意编造”；对跨文明印证，称“共同作伪”。这种阴谋论的逻辑，再辅以“我们这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说辞，成了“战无不胜”的王八拳组合。

西方伪史论者号称十分痛恨欧美政客与媒体的行径。自己却常以“质疑西方中心论”为借口，对中国和西方古代文明采用了完全不同的验证标准。对殷墟甲骨文、二里头遗址，接受其作为文明存在的证据；对古希腊的线性文字、雅典卫城，却要求“更严苛的证明”。这种双重标准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先行，而非基于客观证据的学术探讨。哲学上，这违背了“同一律”——对同类事物应采用相同的判断标准，不然就要陷入“预设结论再找证据”的诡辩。当然，由于中国和外国考古学研究与田野方法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中西方在丝绸之路上交流的证据会越来越多，例如最近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疆唐朝墩遗址出土的完整罗马式浴场、景教寺庙，西安老烟庄墓地出土的隋唐时期希腊酒神驼囊俑等，西方伪史论者下一步就会转头攻击中国考古学界。#考古#

我们驳斥“西方伪史论”，并不是要否认西方历史叙事中可能存在的夸大或偏见——历史记载都存在主观性，西方亦然——而是要区分“合理的学术批判”与“全盘否定的伪史论”。前者以证据为依据，推动历史认知的深化；后者以偏见为前提，本质上是反智的。

无论是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卫城，还是中国的长城、良渚古城，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否定其中任何一部分，都是对人类文明整体性的割裂。只有坚持“以证据为基、以逻辑为纲”，才能避免陷入狭隘的历史观，真正理解文明的复杂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