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时代的疑古，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恰恰是出于实证的科学精神。对于上古一些没有实证，矛盾且违背常理的记载，通过史料分析对比，提出质疑。先排除出信史，等待将来更多资料来证实它们，再回归到信史之列。疑古只是第一步，且是非常必要的一步。

有问题的地方是，疑古思潮一起，众人纷纷，很多用来疑古的方法是不太科学的。最典型的就是批评所谓伪书。比如本来以为是战国时代的书，其中出现了魏晋人的词汇用语，就认为一定是魏晋人伪造的。这种判断方法过于粗暴简单，忽视了文献流传的特点，即一本传世典籍假如流传千年，会经过历代人的修改编撰，融汇各个时代的语言特色。

考古学的发展，是走出疑古时代的重要支撑。但走出疑古时代，不是彻底推翻疑古；而是从第一步走向了第二步，即用考古成果再去辅助验证过去有所怀疑的那些记载，作进一步筛选。这就是二重证据法。验证过后，发现有些怀疑可能是对的，有些则大错特错。既然如此，怎么能简单认为“疑古”是不对的呢。用考古成果来释古，让疑古的方法更科学，这是很大的进步。

不过考古成果的运用，本身也要注意方法论。很多人抱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出土文献一定比传世文献的记载更真实，这就是一种不严谨的观点。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即出土的秦二世元年诏书，明确写有自己继承始皇帝遗诏即位。许多人据此就认为《史记》记载秦二世篡位的故事是假的。这就是基本逻辑都不过关了。所以，对于考古成果怎么解读，怎么和传世文献相互验证，也是要讲究科学、讲究逻辑的一件事。

走出疑古时代，不是不要疑古了，而是可以用更科学的方法，比仅仅疑古做得更多了。但一切的一切，是坚持讲科学，不是先讲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