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学生及暑假intern吃饭，聊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些话题之前也聊过，趁还没忘记，记录下来。

第一个是有关博士毕业有没有发表论文要求的问题。我回答说我不觉得杜克有关于博士毕业一定要有论文（正式）发表的要求。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导师和博士毕业答辩委员会的决定：如果他们觉得该博士生的水平达到了杜克博士毕业的标准，那就应该让其毕业。论文的发表充其量只是让这种评判有一个相对容易并显现的标准。但不应该是一个硬性规定。尤其是open access和ArXiv的兴起，使得文章的传播更容易。举个极端但在AI研究中并不罕见的例子：如果某篇文章因为内容过于超前而一直无法在正式杂志或者论文上发表，最后错过了发表的时效周期，但是在ArXiv上获得了成千上万的引用，那就是好的文章。导师和博士毕业答辩委员会应该具有独立评价博士生科研水平的能力，并在不依赖第三方的认可的情况下而对杜克及其本人的教学与科研声誉承担责任。

第二个是如何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我说这玩意太难预测了。我们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大概率在你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会是一篇水文：要么你要解决的问题不重要，要么你提出的技术不够新颖。但即使你用新颖的技术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仍然可能是一篇并不重要的文章：这可能是因为后来这个方向本身不在重要了，或者很快就有更好的技术被发明了出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们事先就知道不可能有影响力的文章上。“不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在这里不成立。

我们还谈到了灌水、操纵引用数等等学术问题。我说我觉得提高大家的学术道德水准或者学术要求很重要。不过这事情本质上，与其说依赖个人素质提高，不如说和评价体系的指挥棒更相关：能读到博士和做到教授的人智力水平肯定没问题。你把评价体系单纯的建立在某个或者某些参数之上，那大家必然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拟合这些参数：你需要文章数，我就多灌水或者互相带；你需要引用数，我就多写survey；你需要peer review，我就多跑跑关系。这事本身的解决不能（单）靠做思想工作搞个人素质提高，还是得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评价体系。而且我觉得其实也没有真的完全公平或者理想的评价体系，更不能把政策或者评价体系的制定者想成是傻子。比如为什么国内会有这么多看起来死板教条的量化指标。那是因为国内不同水平的科研单位和不同素质的科研人员太多，你清华北大可以搞影响力和国际同行评估这一套，到了二本三本的高校那就压根行不通。但你又不能把这个灵活性下放到各个学校。只能在“不管就乱”和“一管就死”之间不断寻找平衡。

有个毕业的学生谈到为什么高校里除了努力工作的老师之外，还有那么多躺平的老师。我回答说据我观察，没有什么人是一开始就认命躺平的。但是在工作中，大家逐渐的感受到了继续向上的难度，可能是个人水平所限，也可能是客观条件所限，最后在某个时间点上选择了躺平。

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和一帮朋友吃饭。那时候年轻，意气风发喜欢高谈阔论。席间谈到包间服务员的质量。我说这些服务员大多没有眼色，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如果是我，早就察言观色把诸位伺候的舒舒服服的。大家纷纷附和，但有一位在某公司做CEO的朋友微笑不语。我察觉不对，就问她我的评论有何不妥。她笑说你这纯属书生之见。在实际的餐馆服务中，但凡有位一线的服务员有你刚才说的那般本事，这位服务员就会很快提拔到领班或者经理的位置上。所以你在一线看到的，大多都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水平。

我们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在一个理想流动的就业市场（注意这个前提），如果你比身边的同事强，那很快就会被发现提拔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你会一直升到某个位置和环境，你的能力使得你不再在身边的同僚中显得出类拔萃，那就是你躺平的开始。我们每个人，或早或晚，最终都有这么一天。

即使读到了博士，也要了解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真实而非理想的社会。接受它的不理想，不要把自己圈在象牙塔里，躬身入局的去改造和提高它，也争取能不断的提升自己，才是一个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