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能以伤痛的逻辑换来出口，就像一个在输赢叙事里的人，ta只能赢，不断去赢。赢了不过是自我保全，那一点点骄傲来的膨胀却又转瞬即逝。一旦输了，那便是自我价值的动摇和彻底崩解，它跌落的深度远远大过胜利。这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人毕生都需要自我价值确认，当一个人失败的权力被剥夺时，ta赢来的也仅仅是是免于坠落的安全。

电影《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以一种惊悚、极致又饱含慈悲的笔触，描摹了这样一场在废墟之上艰难重建的心理过程。它并非一部着眼于现实犯罪的悬疑片，而是一场深入潜意识的“自体考古”，是一个关于自体解构与幻象修复的故事。#电影花漾少女杀人事件#

影片的主角，花样滑冰少女江宁，正是一位挣扎在这套“必赢”脚本里的存活者。叙事的建构者来自于江宁的母亲王霜，这个角色远比一个单纯的“施暴者”要复杂。她既是压迫的源头，也是代际创伤的继承者与传递者。

她说自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却又是一个极度骄傲的人——当情感的匮乏和未偿的骄傲组合在一起时，就是一场悲剧关系的起源。在未被觉知前，这里面一定会有控制、剥夺，以及代偿的渴望，这也是王霜自身的自体修复幻想。

王霜每一次和江宁互动时，都会制造一个压抑凝滞的主体间场，在这里没有情感的语言，只有指令和不容分毫差错的要求，还有不断表达的失望。这种深刻的镜映缺席，以及附加在之上的控制、贬低、剥夺，必然同时催生出认同和抵抗。

人格的解离机制就是以此为界限分化成两个部分——人类在受到情感的威胁时，会将自由和希望的那部分建构成一个独立叙事，将它与受创的情感区分开，也就是自体心理学所说的前缘和后缘——希望和恐惧。

钟灵，这个出现在江宁生命中的“红发少女”，正是她幻想中的第二个自我，是布隆伯格意义上“被切割出去的经验结构”，代表着她从未被发展出来、但极度渴望拥有的那一部分自我。

钟灵是自由的，她的宣言——“我没有爸妈，没有你这么多的规矩” ——不仅是对现实存在的否定，更是一个特别的心理隐喻：她存在于典型的东亚高压叙事之外，是一个未被规则污染的“自由人”。

她在旱冰场里玩耍，在酒吧喝酒，她不是一个专业训练系统里的人，却是一个能允许自己输的人。就像她对江宁说的：“你怎么总是苦着个脸？”——这是江宁从未体验过的经验世界，它被触及时是荒谬的，却也是向往的。

在布隆伯格（Philip Bromberg）的理论中，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自我状态（self-state）”，其中一些处于主导位置，另一些则被压抑、切断或者理想化地投射出去。

钟灵正是那个被投射出去的“理想化自我”，她拥有江宁没有的东西：放松、魅力、社交、自主，甚至是失败的权利。她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修复性幻象，是江宁用以对抗母亲极端要求的心理资源。这种“另辟蹊径”的自我生成方式，是在原有关系场无法提供镜映时，以一种自体对话（也包括对抗）的形式尝试获得。

影片中两人关系的展开，也深具主体间性的复杂性：她们既是吸引的，也注定是敌对的。在一个非输即赢的叙事结构中，任何彼此欣赏都可能演变为竞争，甚至变成了一种不死不休的残酷博弈。

江宁最终“杀死”了钟灵。这场“谋杀”，是全片最具象征意义的心理事件。它不是对一个真实生命的剥夺，而是一次痛苦的自体整合的极端尝试。当那个理想化的、自由不羁的自我变得过于强大，甚至威胁到主体在现实中的生存功能时，主导人格便会以一种暴力的方式，试图将其“消灭”。

江宁在钟灵的尸体旁（幻觉中）对母亲说的那句“你现在只剩我了” ，是一句令人心碎的宣言。它既是对母亲的控诉，也是一种决绝的自我切割——为了重新赢得母亲唯一的爱，她必须献祭掉内心那个最渴望自由的部分。

而母亲王霜看见了这一切，却表现出异常冷静的反应，一句：“回家睡觉，明天要比赛了，我来处理” ——则将影片的心理深度推向了另一种微妙。

如果我们不知晓钟灵的真相，这句台词冷酷得令人发指。但当我们明白王霜早已察觉女儿的病情 ，并一直在配合这场幻觉时，这句话便有了截然不同的意味。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保护，一种以冷静包裹着巨大悲痛的承受。她“处理”的不是一具尸体，而是女儿精神世界的废墟。她以一种冷酷的方式，肯定了女儿的现实存在，“否定”了那个“不该存在”的幻影。

她终究还是爱自己女儿的，只是那份情感是她自身也不具备的语言，一个被剥夺过爱的人对温柔的触动会有着本能的抗拒和羞耻，那是不能正确加载的经验。

在决赛前，母亲终于放下了“王教练”的身份，她对江宁说：“妈妈错了”、“我们退赛吧” 。这是她们之间第一次真实的对话，是母亲主动尝试终结那个压迫性的叙事。而江宁的回应——“如果没有一个压迫的母亲，我拿什么给自己开脱呢”以及最终上场前的“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 ——标志着一个真正主体性的诞生。她不再是被动承受者，而是开始主动言说，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当江宁在冰上再次摔倒，那个失败的叙事似乎又要启动。但这一次，钟灵再度出现，不再是作为对手，而是作为一位牵着她手的舞伴。镜头隐去了观众席，偌大的舞台上只有她们两个人，像一对孪生挚友，只是在单纯地玩耍，只是享受着滑冰本身。这一刻，是布隆伯格意义上最动人的自体修复：两个曾被割裂的经验世界，终于能在一种没有相互否认和摧毁的形式下开始交织。

电影通过精准的镜头语言——面部特写、悬疑式节奏、视听交错，呈现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层次结构，无论在悬疑片还是心理叙事片的角度都是令人感到满足的。对于电影而言，我主要关注叙事张力如何被建构、张力如何维持，以及它最终以怎样的方式得以解除。倘若它还能触动我们自身的某些经验并激发思考，那便是更好的。

也许很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叙事过程——在极度的痛苦中分裂出希望的补偿性幻想，这是自我最基本的求生之能。而当幻想恰到好处地失落并与现实接壤时，便是一个人成长性转变的发生时刻，也是重获自由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