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仁慈堂”惨案的发生，远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事情的经过是由福州市立第三中学教员丁心如的母亲陈老太太口述出来的。
这所“仁慈堂”设立在福州斗中路，是天主教帝国主义分子西班牙、法国等国的神甫联合开办的育婴堂，挂着“仁慈”的招牌，专门地收留人家无力抚养的婴儿，大批予以虐杀，但该堂门禁森严，其内幕外间无法获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陈老太太为了丈夫新丧，每天清晨赶到福州西门外坟山去看修墓，无意中发现每天清晨有一个大汉挑着一担麻袋走过他家墓地，匆忙往北而去，当地农民遇到此人就很快躲开。她被好奇心所使，即向墓工探询究竟。 有一个叫薛金金的墓工对她讲：“远在满清嘉庆年间，湖头乡的人差一点被屠杀，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乡下人发现过麻袋里是婴儿尸体之后，大家即相互传告，说外国神甫残害了我国婴儿。这消息被传开来后，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就立刻威胁满清地方政府严合村民不得『胡说八道』，否则以屠杀对付。因此当时的村民都告诫下代儿孙小心不要碰到那种担子。”
陈老太太听了非常激动，她嘱墓工务必找出证据。后来他们终于在井关门外的山上，窥见了从麻袋里搬出来的十余具婴儿尸体。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福州人民都卷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陈老太太便在群众面前揭发了帝国主义分子这种残酷罪行。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清晨，乃邀集许多人，在西湖公园荷亭附近路上，截住这个担孩尸的人，夺下十一具死婴的尸体。担夫江依四，在群众逼问下，承认了他全家人专替“仁慈堂”外国传致士挑担死婴，已有三代历史，他自己也担了十几年。

案情被揭露了，愤怒的群众（包括学生、妇女和被害者家属）立即奔向各衙门控诉。但当时的公安局、民政厅等机关都不受理。 法院的检察官也推说“不办华洋诉讼”。当十一具婴尸排列在法院门前的时候，许多教会派来的走狗借势涌到法院要求领回。群众怒不可遏，一齐冲到“仁慈堂”，准备揭发那血腥屠场的秘密。
群众刚到大门，外国教士竟出其不意持枪抵挡，楼上的枪弹和玻璃瓶如雨点般地打下来，—这就是身穿圣衣 ，满口“仁义道德”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所作的“慈善事业”。但在团结起来的群众包围冲坠下，帝国主义分子神甫们终于仓皇从后门逃走。
当群众进入那座所谓“慈善救济”机关的“仁慈堂”时，里面只剩下一个神经失常的痴女人跟一个哑吧女人，她们是传教士专门用来“抚养”婴孩的。『仁慈堂』内设有暗室、暗房（一间夹墙，外面用能够动的假墙遮盖，）当时并从这些暗室、暗房内搜出十四具待埋的婴尸，另外在三层楼上残留几十个一、二岁、到七、八岁的孩子。这时是冬天，孩子们身上只穿薄衫一件，沙丁鱼般地分排躺着，每排孩子合盖一床又短又薄的棉被，头脚冻得红红地露在外面。他们吃的是浆糊，由痴女人拿根竹片往每个婴儿口中各抹一团糊，不管吃不吃，饿死以后就给哑吧送往外面，然后装入麻袋担走埋掉。
“堂”里还有一些年龄较大的女孩子，女教士强制不许外出，迫使整日念经，叫她们作“贞女”。群众问她们，什么都不懂，甚至连“猪”、“羊”都不知道为何物。
群众见此惨况，愤怒达于极点，不顾一切，把“仁慈堂”捣成粉碎。事后“仁慈堂”被群众接收，改名为“福州儿童教养院”，并由乌石山师范学校的女学生轮流前来义务担任护理，抚养着这批虎口余生的孩子。陈老太太也是教养院负责人之一。

但福州儿童教养院在群众支持下刚刚办了两年，到一九二九年——正当蒋介石投靠美英帝国主义主子发动“四一二”事后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黑暗年代——那般外国教士卷土重来，串通反动的地方当局，用“政府”名义接收了这所教养院，不久又把全部产业仍然还给洋大人了。现在的德撒医院就是这个“仁慈堂”的旧址。

今天，陈老太太还健在，她拿出当年所发现的二十五具婴尸的照片，作为帝国主义分子残杀中国婴儿的见证。
据江依四说：“仁慈堂”不但收容福州人民的婴儿，还常常派人到罗源、宁德、霞浦等地去收集孩子。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编印《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