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的兵制是一种典型的双轨制，即募兵制下的营兵（职业兵）和卫所制下的屯军，这二者并非完全对立，在不同领域常有交融，呈现一种互通的共生状态，甚至可说，明代的营兵制是脱胎于卫所制，是从卫所这棵老树上长出来的新枝干。

这里多提一句，明代晚期，营兵制下的职业兵被称为“兵”，而卫所制下的旗军，则被称为“军”。

相比于以战斗为生的营兵，卫所制所涵盖的职责范围则要大得多，并不只是一种军队编制而已，明代的卫所制度是涵盖领导（指挥使、千户等职官系统）、编制（1卫5千户等）、演练（“操练抚绥”）、调遣（“有事征调则分统于诸将，无事则散还各卫”）、后勤（军械制造、后勤供应）、军役等一系列军事体制的完整系统。

不仅如此，明代的卫所制度不光涉及军事领域，还涉及民政领域，它与军户系统深度捆绑，在部分地区（如辽东），承担着行政机构的职能。而营兵制则主要涉及编制（1营3-4部等）等作战系统。所以两者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对立，在作战体系下两者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整体的军事系统中，更多的是相互配合。

实际上，营兵制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便是卫所制的周转不灵导致的，正如我前文所说，营兵是卫所的补充，在实际应用上，检选精锐、将兵合营的营兵制，在作战上也较将兵不识、士兵参差不齐的卫所制为优。

所以基本从一开始，卫所制就处于不利局面，而且随着边镇军事压力的越来越大，营兵系统发展的也就越来越快。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就一帆风顺，也曾出现要求两者融合，废除营兵系统中“一切冗滥名色”，以“卫所掌印管事等官带其名色，不必另设”的声音，以及改营为所的事。但总体而言，到万历年间营兵制的主导地位已基本确立：

“为今之计，卫所之制，不可复矣。”

这也可以从边镇系统下的额兵编制看出来，以辽镇为例，按《四镇三关志》，到万历元年，辽镇已建立八万八千余人的营兵编制，基本覆盖全镇额兵。

这里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一般来说明代中后期涉及到军事编制的书籍，大多会将卫所编制与营兵编制分别列出，比如《全辽志》就将辽东额军先以卫所编制列出，再以营兵编制列出。但在围绕营制展开的《四镇三关志》中，卫所编制被完全舍去不列，各镇额兵以营制列出，仍以辽镇为例，全镇额兵九万四千四十五名，除去入卫蓟镇兵，以及蓟镇军门标兵外，被归为总兵标下和各路营，个人认为这也是卫所编制衰弱的一个表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路营”，并非作战营制，即总兵直辖的正兵营、副将（副总兵）管辖的奇兵营、参将的援兵营、游击将军的游兵营，参考万历末年成书的《开原图说》，所谓的开原营，似乎是开原地区的正、奇等营加上各处守堡兵丁，因此，这个“路营”更像是统合战营与城堡兵账面营编制的统称呼这个“路营”，我只在《四镇三关志》里看到过，所以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猜测，如果有朋友对此有了解，还望指正。

在作战体系中，二者也有合作的时候，不过在明后期，这主要见于军事压力没那么大的内地，一般由营制将领节制或是兵备道调节双方。

不过总体而言，营兵制在作战体系中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营兵高级将领，如总兵往往会有高级武职，直接隶属于指挥卫所系统，例如都督同知，指挥佥事等，这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这方面并非双方的主要分歧点，二者的配（si）合（bi），主要发生在边班、后勤等军事调度上。

前面说过，明代卫所制是一整套军事体制，营兵制更多聚焦于作战领域，所以在兵源以及后勤方面，还是需要卫所支撑的。先来看兵源方面，明代的营兵兵员，主要有募兵和卫所军户系统下的补充（清勾、抽选等）两方面。营制的起始，便是精选卫所兵，合成而来。所以明廷十分重视卫所的抽选，有“务令一卫专隶一营”、“务将一所尽属一营”的要求。

但即便如此，营兵的逃亡还是很严重，一个是需求方，另一个是供应方，关系可想而知，因此，当逃亡发生，接踵而来的就是双方展开的甩锅大战，营官骂卫官窝藏逃军，收钱不解人，卫官则喷营官剥削士兵，导致逃亡，所以有兵备道监督的要求出现。同时班军权责也有所划分，“军未上班是为外卫”，“军未下班，是为营兵”，按班军上下班划定营兵、卫所。

至于后勤方面，我主要以粮饷做说明。“营军收操在营，食粮在卫”，一方面营兵需要在营制下操练、作战，另一方面他又附隶于卫所，营、卫各会造文册一本，“营中据册稽查，卫中凭册支饷”。这里需要额外说明的是，明代中后期募兵也有卫籍，明代募兵，最早应该是没有归于卫所编制的（“不辖以卫所，不籍其姓名”）。

另外些地方还有约满释放的约定（“约满五年释之”），但也因此，成化年间募兵就要求编入卫所，而正德时期募兵约满释放的大同巡抚文贵，则被勒令致仕，并规定募兵老、死、逃也需勾补，嘉靖年间更规定募兵也有军役，这待遇就和卫所军基本没啥区别了，和军事农奴无异，之后的募兵，附隶卫所，“收籍食粮”就很普遍了，所以万历末署理兵部的薛三才才有“一隶兵籍，遂同永军，非甚无聊，谁肯以军遗子孙”之说。

由此可见，卫所制虽然在不断衰弱，但一个如此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其消亡过程显然不会一蹴而就，在明末清初，它仍然在发挥作用，在明朝末年还曾多次设立新的卫所，甚至到了清朝，满清朝廷为了恢复生产和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也设立过卫所，顺治三年，兵部就曾表示“卫所必不可裁”。

可见卫所制在特定环境中还是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说是个完全无用的冗余机构，只是运转到后期，其负面作用越发明显，裁并的需求也就越大。

最后啰嗦几句，个人觉得在相关研究里比较推荐的，主要有：王莉的《明代营兵制初探》、肖立军的《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王彦军的硕士论文《明代中后期省镇营兵制与卫所制关系初探》。对此有兴趣的，可去看看。

在这三篇中，王莉的这篇属于探索性短文，虽然写的较早，但很有启发性；肖立军则是在上书第九章第二节，讨论了省镇营兵制与卫所制的主辅关系，里面从兵役、后勤、边防、总体四个方面简单讨论了两者的关系，不过对两者的论述比较简略，另外就是本书没有参考围绕营制展开的重要材料《四镇三关志》，这也导致此书在诸如辽镇的营兵建置上，着墨不多；而王彦军（肖立军学生）则在肖书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展开了更细致的论述，不过此文的核心观点仍继承自前书。#兵者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