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岁时记》相关1.0

张勃：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荆楚岁时记》，南朝梁宗懔撰。

《荆楚岁时记》是一部记载南北朝时期荆楚一带岁时民俗的著作。

《荆楚岁时记》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述岁时民俗的著作，它按照时间顺序，对荆楚地区年度周期中的岁时节日民俗进行了系统记录，开创了区域性岁时民俗志的先河。

《荆楚岁时记》问世不久，隋杜公瞻为之作注。不仅对原文加以解释，而且有意识地将其所记南方风俗与北方风俗进行比较。

后来，《荆楚岁时记》和杜公瞻的注一起流传，人们习惯上仍将其称作《荆楚岁时记》。

《荆楚岁时记》亡佚较早，今传本均是辑佚之作，影响大者主要有明代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本和清代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本。
（这本书原来已经亡逸了。因为后世文献中征引的很多，所以又辑出来了集子。）

王增武，张甜甜：从《荆楚岁时记》看南朝荆楚地区的节日饮食习俗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描述岁时节令活动的民俗著作，也是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古代记录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散文，并第一次系统地、如实地记录了荆楚地区一年内依次进行的岁时节日习俗。

《荆楚岁时记》一书成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其作者为萧梁北周之际的宗懔。该书在历史学、文学以及农学等方面拥有重要的地位。以岁时民俗为基础，在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中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

《荆楚岁时记》成书问世之后，集录和记载岁时民俗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在引述节日民俗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该书引证。

《荆楚岁时记》原著有三十八条流传于世，并以时为序，从内容上可以将其分为七类: 历史事件和人物，农事与生产，防病、治病及卫生，祭祀祖神，爱情、婚姻和家庭，文娱、体育与旅游活动以及迎新去恶等。
（注意是现在有38条流传于世。）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述论

《荆楚岁时记》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民俗志著作，是中国第一部地方岁时民俗的专门记录。

《荆楚岁时记》成书的六朝时期，是一个社会文化大变动的时期，中国民众的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荆楚岁时记》以新的记述方式及时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民俗变化。

在此后的一千四百余年中，本书不断被人们节录引用，成为说明民众岁时生活的历史依据，实际上这种文献传承与民俗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荆楚岁时记》正是在这种流动的文化中获得存在的价值。

从中国民俗学科发展史上看，《荆楚岁时记》具有开创体例、树立范本的意义，从其著述原则、体例中可以总结出传统民俗志撰写的一般法则。

它开创了岁时民俗志的记述体例。

在中国很早就有依自然时序叙事的传统，如月令体裁的叙事，从《夏小正》开始，有《昌氏春秋·十二纪》《逸周书·时训解》《礼记·月令》及《四民月令》等。以“唯圣人知四时”的想法，依据天象、物候的变化安排民众的社会政治生活，但它们大都是一种政令性的叙述。

而《荆楚岁时记》一改月令传统，以平常人的眼光，依照岁时节俗日程，记述民俗在年度周期的岁时生活。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描写视角变了。）

自此之后，中国岁时民俗有了专门的记述体式，从而使中国岁时民俗有了较完整的记录。

在《荆楚岁时记》之后，中国民俗史上出现了岁时记录的著述系列，如《秦中岁时记》(唐·李绰)、《乾淳岁时记》(宋·周密)、《岁时广记》(宋·陈元靓)、《北京岁华记》(明·陆启泓)、《帝京岁时纪胜》(清·潘荣陛)、《燕京岁时记》(清·富察敦崇)等。
（这些之前都没有了解过。）

《荆楚岁时记》在记录方法上有创新，它以耳闻目见的民俗活动作为记述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民俗活动的进程与层次，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是传统民俗记述的一大进步。

它不再是上层统治者为了解地方民情的观风问俗，也不是文人学士对奇风异俗的玩赏，而是对一般民众生活的重视，这种明智的态度决定了作者对民俗的记录方法的选择，从而突破了传统的“采风”手法，在传统民俗志的记述中确立了较规范的原则，这是《荆楚岁时记》的重大学术贡献，也是我们今天对它格外珍视的原因。

再次，作者对民俗有相当确定的理解，并且作者的理解接近于当代对民俗的界定。从《荆楚岁时记》记述的民俗项目中，我们可以推论出作者有较为清晰的民俗观念。

作者注意对节日信仰、禁忌、礼仪、饮食、娱乐、神话传说等民俗事象进行描述，以此呈现节日全貌。

而在此前汉朝人的民俗记述中，虽然有区域民俗描述，但大都注重风气的概述，缺少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记录。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民俗的理解不全面，仅仅从政教的角度看待民俗，观念上的局限，使他们不大可能注意民俗细节，因此只能是一些感受性的文字，这种笼统性的描述使其科学价值大打折扣。

而《荆楚岁时记》对岁时民俗的客观记述，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眼光与学识，也为我们探讨中国民俗观念及民俗事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本。

从《荆楚岁时记》记叙的民俗内容看，它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我们通过对这部重要历史文本的解读，从中可以获取多方面的文化消息，从而明了岁时民俗生成演进的一般轨迹。
（很多文字内容现在只能了解个大概，毕竟我对这本书真的不熟悉。）

《荆楚岁时记》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中叶，当时的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已近四百年之久，南方地区在江南政权的长期经营下，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民俗文化亦有着与北方不尽相同的面貌。

岁时节日是民众时空观念的体现与民众生活的关节点，我们透过缠绕在岁时节日上的民俗事象，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民众的心理世界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

《荆楚岁时记》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民俗文献，它扼要地记录了当时的岁时民俗事象，我们以此为依据，结合其他典籍及文物考古的材料，就可以寻绎出南朝荆楚人民的时间观念、宗教意识及其对天人关系的确定理解。

从《荆楚岁时记》的民俗记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荆楚地方文化传统的浓厚影响，也可以发现文化交融的民俗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不少自汉朝传承下来的具有全国通俗意义的民俗未出现断裂，相反还出现了不少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六朝时期还是中国岁时文化的发展时期。随着汉帝国的崩解，统一的王官之时，失去了约束力，民众的时间观念凸现出来，形成了一套适应民众社会生活的岁时体系；又由于历法知识的进步与大众化，原来干支记日变为一般的数字记日，因此节日有了具体的日期，如上已节，这时确定在三月三日，节目系统趋于完备，民俗生活已明显脱离月令模式，显示出丰富多采的人文意义。
（原来从干支纪日变为一般的数字记日是在六朝的时候。）

《荆楚岁时记》适时地记录了荆楚地区的岁时节日形态，由此我们不仅获得了解中古岁时民俗的窗口，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中国人时间观念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文本。

《荆楚岁时记》发凡起例在传统民俗志中有着范本的意义，同时它具体的民俗记述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文本，堪称岁时民俗志中的经典。

自《荆楚岁时记》问世之后，集录或记述岁时民俗的著述史不绝书，它们在说明或解释民俗节日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引证《荆楚岁时记》。

《荆楚岁时记》一般被归入杂类(从各种书籍目录中可以明了这一点),因此本书被传统学者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外，更不用说对它作民俗意义的研讨，人们大多把它当作掌故与欣赏性的文字，因此《荆楚岁时记》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学术评价。

由于《荆楚岁时记》原著久已亡佚，人们一般注意于本书的辑佚工作，因此很少注意本书的意义研究，直到本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学界还是将其纳入古籍整理的范围，这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已有学者开始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荆楚岁时记》进行研究。

国内《荆楚岁时记》的现代整理工作主要集中在本世纪八十年代，相继推出了四种校注本，有谭麟的《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姜彦稚辑校的《荆楚岁时记》(岳麓书社，1986年)、宋金龙校注的《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及台湾王毓荣的《荆楚岁时记校注》(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这四种整理本都依傍一定的古本，对佚文作了繁简不同的辑录，有的还对版本源流及本书的价值作了程度不一的阐释。

在国外有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校注的《荆楚岁时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78年),书后附有一篇具有学术研究性的解说文字。

国内有少量学者开始对《荆楚岁时记》的民俗内容进行研究，其中武汉大学李惠芳教授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山西大学李裕民教授的《宗懔及其荆楚岁时记考述》一文对作者及本书的流传与价值作了一定的探讨。

国外对《荆楚岁时记》的研究开展较早，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日本守屋美都雄博士在1950年就出版了专门著作《校注荆楚岁时记——中国民俗の历史的研究》(帝国书院，昭和二十五年)，13年之后，守屋博士又推出了《中国古岁时记的研究》(帝国书院，昭和三十八年)，其中对早年关于《荆楚岁时记》的研究，作了若干增补与修订。

守屋的主要贡献在于对《荆楚岁时记》在中国流传及传入日本的情况研究，守屋博士关于《荆楚岁时记》的文献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并且，守屋博士有较为开阔的视野，他之所以选择岁时记的研究题目，是因为他在研究中国家族的历史变迁时，“痛感”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解不够，于是开始了对年中行事即岁时的研究并最终作出了相应的成绩。

德国学者赫里嘉·吐尔斑(Turban,Helga)在1971年出版了她的博上论文：《荆楚岁时记——一个中国的节令历纪》(德文为DasChing Chu sui_shi chi,ein chinesischer慕尼黑大学出版)。Turban女士运用社会政治学的方法，对《荆楚岁时记》进行了分析，认为宗懔作为江陵令，他修岁时记大概有如前人《月令》的意图，以辨风正俗，所不同的是宗懔不以礼俗而以地方民俗为主题，有从中原向地方变异的意味。这也大概符合南北朝政权分裂的情势(Turabn19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