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释为何中国垃圾不够烧#

垃圾焚烧厂为何“饿肚子”？查查资料，我们看看过剩产能背后的环保困局。

清晨五点半，周口一家垃圾焚烧厂却亮起异常繁忙的灯光。厂区停满来自邻县的垃圾车，工作人员私下感慨：“我们这儿‘吃’三个县的饭才勉强饱。”同一时间，一千多公里外的浙江某焚烧厂正花大价钱从物业买垃圾，每吨暗付50元“回扣”的行为刚被中央通报批评。

这种“吃不饱”现象全国普遍。截至2025年，中国已建成超1000座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达111万吨，超出国家规划近40%，产能比欧美日总和还多。讽刺的是，实际负荷率仅60%，近半产能闲置——一边是工厂“吃不饱”，一边政府每年还要为闲置产能补贴数十亿。

过剩产能来自何处？曾经为解决“垃圾围城”而拼命建厂的地方政府现在骑虎难下。河北某市实际垃圾量仅2800吨/日，却建成5000吨处理能力的巨型焚烧厂，因为“项目规模是招商引资的政绩”。更根本的是补贴机制诱因：发电补贴（0.65元/度）+垃圾处理费+税收优惠构成“黄金三角”，企业每处理一吨垃圾可获利70-190元，自然疯狂跑马圈地。

规划失误雪上加霜。中西部县域按户籍人口设计产能，但青年外出务工使实际人口减半；河南曾在2019年集中开建20个新项目，建成即闲置；上海焚烧能力超实际需求1万吨/日。结果出现魔幻场景：当城市焚烧厂四处“抢垃圾”时，湖南溶洞里正堆积着七层楼高的露天垃圾，山区农民仍靠焚烧解决自家垃圾。

垃圾分类成了“甜蜜负担”，上海在垃圾分类后迎来意外烦恼：可回收物收集量翻倍增长，湿垃圾增加70%，导致需焚烧的干垃圾减少20%。北京更明显，2023年生活垃圾清运量比峰值时期下降近25%。这原是环保政策的胜利，却被部分人曲解成“垃圾不够烧是因为大家太环保”，甚至冒出“多扔垃圾支持烧厂”的荒谬论调。

而焚烧代价被严重低估。每烧1吨垃圾产生35公斤含毒飞灰，去年全国超百万吨飞灰被违规处置，浙江实测发现56%的焚烧厂存在排放超标。开挖填埋场烧陈年垃圾的行为更令人揪心：广州将挖出的陈腐垃圾掺柴油助燃，每吨处理成本飙升至800元——相当于用茅台煮隔夜饭。

出路在哪儿？在日本横滨，居民倒10公斤垃圾要付6元人民币，促使该市人均垃圾量十年降低60%；德国法律明确要求优先回收再造，焚烧比例降至19%。而中国居民年缴垃圾费仅66元（仅为日本模式的六分之一），导致72%的人认为“处理垃圾纯属政府责任”。

产能转化同样迫切。深圳宝安焚烧厂用余热制氢气，每吨垃圾产值提升3倍；绍兴企业将炉渣制成透水砖铺满市政道路。农业农村部的数据证实，将30%建厂资金改投农村垃圾收运，全国露天垃圾堆就能减少80%。

站在金华重启的填埋场边，挖掘机正翻出十余年前埋下的塑料袋，旁边焚烧厂烟囱吐着青烟。这个被专家讽刺为“用子孙的环境容量救今天过剩产能”的场景，揭示着比技术更关键的症结：垃圾治理的终极目标，本该是让焚烧厂早日无垃圾可烧。当我们不再以焚烧厂满负荷为荣，而是庆祝每座厂被迫“饿肚子”时，方是生态文明的真正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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