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乾隆时的人难以想象道光年间的事，一位在19世纪初多次去广州做生意的美国商人布莱恩特·蒂尔登，就曾在他的私人日志里感叹说，他在广州的头几年（1815—1819），经常到行商的别墅和花园共进晚餐，彼此友好殷切，日子过得惬意非常，但时至1836—1837年，此情此景竟一去不复返。不足廿年，便时移世易，物是人非。
我们是要理解，中国在19世纪发生的许多变化，是否如大家已经熟知的近代史论述所说，就是由鸦片战争的炮火引爆的。我们有没有想过，五口通商、洋务运动、华工出洋、幼童留美，谁是真正的历史推动者？
如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都是“封闭”和“停滞”的，哪里能突然冒出一群乐意冒险或可以胜任的小人物，例如在新时代扮演各种角色——在石叻坡（新加坡）经商、后来被清廷任命为驻新加坡领事的胡璇泽（Hoo Ah Kay Whampoa，1816—1880），例如在马六甲受洗、后来在广州刊行《劝世良言》的梁发（1789—1855），在广州跟随伯驾学西医的关韬（Kwan Ato，1818—1874），等等，都是后来载入19世纪的史册的人物，但他们的背景，可能跟买办、仆人、引水人差不多。比如人称“黄埔先生”的胡璇泽，更是出身于洋船停泊锚地所在的黄埔村。
其实，不论中外历史，套用“漫长的18世纪”这个说法所共同针对的，都是来势汹汹的、已经披上“现代”这件外衣的19世纪。以中国历史的论述而言，说18世纪“漫长”，是因为它不像19世纪那么急速地“被列强用炮火打开大门”，再来“自强”“中兴”，然后“变政”“革命”，最终走向新世纪。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各国而言，19世纪都像一队勇往直前的大军，仿佛有意识地推动着历史的步伐前进；18世纪仿佛像个慢条斯理的老太太，用她一套粗糙笨拙的方法，不声不响地为下一世代铺路，而且无声无息地残存了好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时间的快慢长短不过是感觉，18、19世纪谁快谁慢，谁传统谁现代，在于历史如何书写。因此我们说，所谓“漫长的18世纪”，不过是一种理解历史的引喻。其实，许多历史的写法，难道不是更像夹杂事实与神话的修辞（rheto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