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明初，太祖朱元璋“为长久长治之计”[1]，于洪武二年（1369）“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2]。自此，藩王制度便贯穿朱明王朝始终。其中，蜀藩是西南边陲的重要藩屏，还兼具向西南边地展现朱明王朝威仪的重任，因此蜀藩自设立之初，即以“非壮丽无以示威仪”[3]为宗旨。明代蜀王府的建制极其壮阔宏伟，而遗址所出瓷器正可彰显蜀藩器用之奢华。其中一类比较特殊的白釉褐彩瓷器引人注目，在同时期其他明代藩府遗址出土瓷器中均未发现。从其用料、工艺及装饰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此类瓷器绝非一般的民窑产品，但亦不属于官窑制式，很有可能属于时任蜀王定烧的瓷器。

关于明代藩府定烧瓷器的问题，学界目前关注较少，在蜀王府遗址的这批白釉褐彩瓷器出土前，大多学者认为明代藩府定烧瓷器起于嘉靖时期，主要集中在秦王府、晋王府、沈王府、德王府、赵王府、周王府以及太和王府[4]。而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的这批白釉褐彩瓷器烧造于明早期，即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建国至正统七年（1442）王振专权这段时间[5]。对于其更精确的烧造时间，目前学界观点莫衷一是。如考古学者依据地层信息分析，初步判断其烧造时间当在明永乐至宣德时期[6]；而通过对这批瓷器的类型尤其是对其火焰珠纹饰的细致分析，又将其烧造时间界定在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器物的第一期，即明洪武至永乐时期[7]；但亦有学者根据其龙纹特征，将其烧造时间判定在明宣德至成化时期[8]。整体来看，这批白釉褐彩龙纹盘与湖北、山东等地明代藩府遗址出土的龙纹盘的造型和装饰风格十分接近，而白釉褐彩凤纹盘和牡丹纹盘又体现了对元代瓷器装饰风格的模仿，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明正统至天顺这段时期。通过综合分析，笔者初步判断这批白釉褐彩瓷器的烧造时间当在明早期的宣德至正统这段时期。为求严谨、准确，本文在描述这批白釉褐彩瓷器时，仍以“明早期”界定其烧造时间。对应至明代蜀王世系，大约在前三任蜀王在位期间，明显早于以往出土藩府定烧瓷器的年代，可惜传世文献中并无明早期蜀藩定烧瓷器的记录。因此，本文拟围绕此类瓷器的纹饰及其部分工艺特点进行探讨，并分析其来源、用途、艺术风格及其形成原因等。

目前已公开发布的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的白釉褐彩瓷器共计25件，器形皆为盘类，装饰纹样主要有云龙戏珠纹、双凤纹、牡丹纹三类。其中，白釉褐彩云龙戏珠纹盘17件，白釉褐彩双凤纹盘4件，白釉褐彩牡丹纹盘4件。此类器物胎质灰白细腻，均施满釉，釉层较薄，釉色白中泛黄，外底粘连窑渣。胎釉特征明显有别于景德镇窑瓷器，与同时期诸如磁州窑等窑口相比，其瓷胎烧结度更高，器形更加精美规整，初步判断应是四川地区的窑口烧造。除了口径13厘米左右的盘为侈口外，其余皆为敞口，尖唇，浅弧腹，内底下凹，圈足竖直平削。这批白釉褐彩瓷器的纹饰虽与明代官样纹饰有极大的近似程度，但并非完全模仿，二者在构图、布局、运笔等方面均有所差别，其具体情况如下。

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的白釉褐彩云龙戏珠纹盘，形制统一。盘心绘一折叠龙于右侧，双目圆睁，龙须上竖，龙身矫健粗壮，富有力量感，龙爪有五爪、四爪之别，为典型的明代早期“风火轮状”。左上方为一火焰宝珠，火焰绘法形似飘带，并非明代官窑流行的“山”字火焰纹。龙身周围环绕灵芝云纹，相较于官窑而言，其形体偏于厚重，缺乏飘逸感〔图一〕。盘内壁绘海水波涛纹，外壁则为开光内绘缠枝石榴纹〔图一：6〕。值得注意的是，口径较小（13厘米以下）的盘为侈口，且口沿处绘一圈褐彩。同时，每件瓷盘的纹饰图案虽明显显示有粉本，但在构图布局和绘制技法上仍能看出细微的差别。如G4∶38〔图一：4〕相较于其他同类型盘而言，笔触更为细腻工整，龙鳞更为细密，且根据龙身的弯曲，会有疏密的变化。其他同类型盘内壁的海水波涛纹，整体追求较为标准的四等分或六等分的径向对称布局，圆圈装点的浪花也不完全集中在浪尖，有时甚至绘于波纹内部〔图一：1〕，浪尖线条圆润，几无转角；而G4∶38则疏密随心，每处的波涛浪花并不苛求等距，圆圈装点的浪花仅集中于浪尖，在波纹曲线之间又留有明显收笔的笔锋与起笔的接续，笔锋的按压使其线条亦随波峰之张合而产生粗细的变化。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画工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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