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或"有限暴力"的权力更迭模式：

光荣革命以其相对和平、不流血（尤其在英格兰本土）的特性著称。它避免了大规模内战和社会动荡，通过议会主导的政变和外交谈判实现了政权转移。这证明了政治权力的更迭不一定需要通过血腥的革命或内战来实现。议会、法律程序和协商妥协可以成为更稳定、更可接受的途径。这为后世的政治变革（如19世纪欧洲的宪政改革）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议会主权原则的确立：

革命的核心成果是《权利法案》（1689）的颁布。该法案明确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如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不得维持常备军、不得中止法律或干涉司法独立），并确立了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地位。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成文宪法性文件的形式，清晰、系统地确立了"议会主权"或"议会至上"原则。它标志着英国从"王在议会"向"议会主权"的实质性转变，为现代代议制民主和宪政制度奠定了基石。这一原则成为后来许多国家建立宪政体制的核心要素。

君主立宪制的典范：

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接受王位的前提是承认并遵守《权利法案》。这意味着君主的权力不再源于"君权神授"，而是源于议会的授予，并且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英国从此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光荣革命创造并实践了"君主立宪制"这一全新的政治体制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君主是国家象征和名义元首，但实际行政权力逐渐转移到由议会多数党产生的内阁手中（这一过程在后来不断完善）。这种制度设计在平衡传统权威与现代民主需求方面提供了成功范例，成为后世许多君主制国家（如荷兰、瑞典、挪威、日本等）政治改革的方向。

法治原则与"有限政府"理念的强化：

《权利法案》以及相关法律文件（如《宽容法案》）的核心精神是：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都必须依法行事。国王的权力被置于法律之下，而非凌驾于法律之上。革命巩固了"法治"而非"人治"的原则。它清晰地传递了"有限政府"的理念：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其合法性建立在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并受到法律和代议机构的约束。这对后来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如洛克）和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权利保障的宪政化开端：

法案明确列举了议会成员（代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言论自由、请愿权、免受酷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处罚等），虽然初期主要保障的是新教徒贵族和精英的权利，但其原则具有普适性。这是将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通过最高法律文件形式加以确认和保障的重要尝试。它开创了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先河，为后世的人权法案和宪法权利章节提供了雏形和理念基础。

宗教宽容（有限度）的实践：

虽然《宽容法案》（1689）主要惠及非国教的新教派别（如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天主教徒和一位论派仍受限制，但它标志着英国官方在经历了长期的宗教冲突后，开始有限度地承认宗教多样性。它是在一个主要基督教国家内，尝试通过法律手段处理宗教分歧、迈向宗教宽容的早期重要实践，为后来的宗教自由理念提供了实践经验。

政治妥协与共识政治的典范：

光荣革命是辉格党、托利党以及威廉势力之间复杂谈判和妥协的产物。各方为了维护新教信仰、防止天主教复辟和专制王权，搁置了部分分歧，达成了共识。它展示了在重大政治变革中，通过谈判、妥协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这种通过协商而非彻底摧毁对手来解决问题的"英国式"政治智慧，成为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被视为稳定社会转型的一种有效模式。

总结来说，光荣革命的范式意义在于：

它开创性地实践并确立了"议会主权"和"君主立宪"这一现代宪政民主的核心制度模式。

它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权力从绝对君主向代表民意的议会的转移，为后世非暴力政治变革树立了典范。

它通过《权利法案》等法律文件，将"法治"、"有限政府"和"公民权利保障"的理念制度化，深刻影响了现代政治思想和宪政实践。

它展示了政治妥协在实现稳定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光荣革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更因其在制度创新和理念实践上的开创性成就，成为世界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核心范式。它所确立的原则和模式，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被世界各地广泛借鉴、模仿和发展，塑造了现代政治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