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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马案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江宁城暑气未消，两江总督马新贻这天前往校场阅射。校场里热闹非凡，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围观这一年一度的盛事，大家都想瞧瞧总督的风采。

阅射完毕，马新贻步行回府。当行至督署后院门外的箭道时，人群突然骚动起来。先是一个名叫王咸镇的山东武生，他是马新贻的同乡，此前马新贻曾两次资助过他，这次又跪道求助。武巡捕叶化龙将他推开，唐得金上前查问情况。就在众人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时，另一个人趁乱冲了出来，一边高呼冤枉，一边直扑马新贻。此人正是张文祥，他动作极快，瞬间抽出藏在靴中的匕首，狠狠刺入马新贻右胁肋。马新贻惨叫一声，当场扑倒在地。

现场顿时大乱，护卫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手足无措，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差弁方秉仁眼疾手快，迅速抓住张文祥的辫子，夺过他手中的匕首，其他差弁也一拥而上，将张文祥牢牢扭住。张文祥被抓时，不仅没有丝毫畏惧，还仰天狂笑，大声说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马新贻被紧急抬回督署上房，江宁将军魁玉得到消息后，立刻飞奔督署探视。只见马新贻仰卧榻上，脸色苍白如纸，呼吸困难，右胁肋处伤口鲜血汩汩流出，生命垂危。魁玉心急如焚，赶忙走出上房审讯张文祥。然而张文祥十分狡猾，无论怎么讯问，他都言辞闪烁，不肯吐露实情。魁玉无奈，只得先将张文祥押往上元县严刑讯究。

马新贻伤势过重，自知命不久矣，于是口授遗疏，让嗣子毓桢代书，请魁玉代呈朝廷。午后，马新贻便不能言语，延至次日下午2时许，终因伤重离世。堂堂两江总督，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杀于街头，此事迅速震惊朝野，一时间，整个江宁城都被笼罩在一片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 。

案件发生后，朝廷极为重视。魁玉担纲初审，他接连派出多位官员轮流审讯张文祥，可张文祥始终不肯老实交代行刺缘由，供词不是支离破碎，就是前后矛盾。魁玉无奈，只能一次次向朝廷奏报审讯进展，每次都是说张文祥“一味闪烁”“语言颠倒”“支离狡诈”。

朝廷对这样的结果自然不满，一道道谕旨接连下达，要求魁玉务必审出实情，不得含混奏结。王公大臣们也纷纷议奏，给事中王书瑞上奏，认为督臣遇害一事重大，其中恐怕有隐情，应派亲信大臣彻底调查。于是，清廷又下令漕运总督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审讯。

张之万抵达江宁后，先是了解整个审讯情况，又调江宁知府蒯德模等加入审讯。他提审张文祥，连审数日，却并未动用刑罚。这让孙衣言、袁保庆等官员十分不满，他们要求严刑讯究，尽快查出真相，但张之万却不为所动。张之万的这种态度，不免让人怀疑他是否在有意袒护什么，或者是受到了某些势力的压力。

随着审讯的深入，一些关于张文祥的身世和背景逐渐浮出水面。原来，张文祥是河南汝阳县人，曾是“漏网发逆头目”，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辗转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他还交代自己行刺是因为个人恩怨，比如他的妻子改嫁，钱财被吞骗，向马新贻告状未被受理，开小当铺又被马新贻公告禁止，诸多不顺让他将怨恨都归咎于马新贻 。

然而，这些理由很难让人信服。毕竟马新贻身为封疆大吏，处理事务繁多，不可能专门针对张文祥一人。而且张文祥行刺时，对时机的把握相当精准，现场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简单报复行为，背后或许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民间对此案的猜测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张文祥是“义士”，因为马新贻早年背叛太平天国，害死战友，所以他挺身而出复仇；也有人传言马新贻任内查到江南官场巨额贪腐案，触及湘军集团利益，所以被湘军派人刺杀；还有人将案件与宫廷斗争联系起来，认为背后有更高层的势力在博弈。

由于案件疑点重重，朝廷最终决定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会同刑部尚书郑敦谨重审。曾国藩抵达江宁后，却迟迟没有结案，审讯多日，依旧以“张文祥挟私报复”定调。而郑敦谨虽察觉到案件疑点，但在结案后迅速离京，终生不再为官。这一系列反常举动，使得案件愈发扑朔迷离 。

最终，朝廷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红，以“张文祥因私怨报复，判处凌迟处死”草草结案。但朝野上下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民间议论纷纷，刺马案也因此成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一直被后人不断探究、猜测 。这桩案件不仅反映出当时官场的复杂、权力的斗争，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晚清社会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动荡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