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内蒙古文旅”公众号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头条 |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大发现：内蒙古境内首次发现《皇帝北巡之碑》。

此发现有什么意义呢？内蒙古方面将其定义为“《北巡碑》是内蒙古继《嘎仙洞刻石》之后发现的又一处重量级刻石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与文物研究价值。”

说白了，这又是一件涉及中国古代帝王重要行迹的田野题刻，将补齐古代文献中的实物证据。

由于兹事体大、影响广泛，不知道出于什么顾虑，披露文章发布后的两个小时内，“内蒙古文旅”就把文章删除了。姑且猜测，可能是受到了之前青海“昆仑采药石刻”的后续舆情影响？还是谨慎行事为好？

第二天，“内蒙古文旅”重发此文，但这次是简版，图片一张不放，信息细节大量删减。

好在，前一天已经有很多人将文字和图片保存。

“红星新闻”在“内蒙古文旅”正式重发后，也发布了一条报道，内容几乎为前一天“内蒙古文旅”发布的详文。

这处石刻发现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白音朝克图镇境内的丘陵草原地带。

《北巡碑》镌刻在一块浑然天成、独立的花岗岩巨石上，在高2.6米、宽1.9米范围内均有字迹。

花岗岩石面剥蚀严重，但其内部夹杂了许多质地坚硬的玄武岩，保存有“代” “一月” “诸国子西域商” “驰逐极娱” “光烈祖” “圣弘迈” “莫弗”等50余字，书法隶中带楷。

目前，官方层面初步判定《北巡碑》为北魏时期的纪功刻石，因为其内容与道武帝拓跋珪天兴二年（399年）北征高车时所镌刻的《薄山纪功碑》高度相似。

然而，其他学者对此有异议。莫久愚先生认为，“烈祖”是道武帝的庙号，只能在其死后出现，石刻断不可能为道武帝时期。

所以，更可能是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石刻，这也与《魏书·世祖纪》所记载的神䴥四年（431年）太武帝北巡事件相符。

此外，碑面正文刊刻较为零乱，字体属于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带有明显的隶书字势，与嘎仙洞发现的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刻石祭文字体几乎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已知的北魏时期帝王题刻有两件，《皇帝东巡之碑》与《皇帝南巡之颂》。

《东巡碑》为太武帝时期，位于河北易县，今仅剩残片。《南巡碑》为文成帝时期，位于山西灵丘，今基本保留。

此次《北巡碑》的发现，将“北魏巡碑”拓展至三件。不管是道武帝时期还是太武帝时期，作为一件“皇帝级”石刻，又为北魏历史研究补上了一块重要“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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