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读书# Carl Benedikt Frey, 《技术陷阱：自动化时代的资本、劳动力与权力》 (The Technology Trap: Capital, Labor,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2019.

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在其著作《技术陷阱：自动化时代的资本、劳动力与权力》中，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对人类生计的影响如何塑造了人们对技术的态度。他将技术分为“赋能技术”和“替代技术”两类，前者如望远镜，开辟了新任务；后者如动力织机，直接取代了现有劳动力。历史表明，当技术以资本形式替代工人时，往往会引发强烈抵制。弗雷指出，自动化时代与工业革命初期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导致了“恩格斯暂停”现象，即技术进步的收益未能惠及普通民众，反而加剧了不平等。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大停滞”时期。尽管技术创造力从未止步，例如一万年前的新石器革命带来了农业，使得人类能够积累食物盈余，进而确立财产权和形成社会组织，但这些进步并未显著提升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古罗马文明在土木工程和水利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公元100年罗马的道路、供水和消防系统远胜1800年欧洲主要首都。然而，古罗马统治者对工业发展兴趣寥寥，反而担忧技术进步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例如，维斯帕西安皇帝（公元69-79年）曾拒绝使用一项能大幅减少卡比托利山圆柱运输劳力的发明，理由是“我将如何养活民众？”这反映了统治阶级为维护政治稳定而限制替代技术的普遍心态。

中世纪时期，技术进步逐渐转向经济目的，例如水磨和风车等动力机械的普及，以及钟表和印刷术的发明。钟表最初是富人的玩具和科学家的工具，但公共钟表的出现改变了时间观念，促进了贸易和商业的效率。古腾堡在1453年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书籍价格大幅下降，促进了知识传播。然而，与织工等手工业者因技术取代而强烈抵制不同，抄写员们大多欢迎印刷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以抄写为生，或者转向了书籍装帧和设计等新任务。这表明，当工人有良好的替代就业选择时，他们对机器的抵制会减弱。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涌现了大量技术构想（如达·芬奇的数百项发明），但鲜有转化为实际应用，这反映了当时“灵感有余而实践不足”的特点。同时，统治阶级对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替代技术仍持抵制态度，例如1589年伊丽莎白一世拒绝授予威廉·李袜机专利，理由是担心其会剥夺穷人的生计。然而，英国在工业革命中之所以能率先突破“技术陷阱”，部分原因在于1688年光荣革命后，政治权力向新兴的商业和工业阶层倾斜，政府开始积极支持创新者，甚至将破坏机器定为死罪。

工业革命标志着“大分流”的开始。尽管其宏观经济影响初期并不显著，但技术革新却异常迅猛，例如1760年代专利数量激增。工厂制度的兴起取代了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约翰·隆布在1716年通过工业间谍活动将意大利的缫丝机技术引入英国，建立了首批大型丝绸工厂。棉纺织业的机械化是工业革命的核心，理查德·阿克莱特的走锭精纺机和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大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特别是用童工取代了昂贵的成年手纺工人。安德鲁·尤尔观察到：“机器的每一次改进，其不变的目标和趋势都是通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取代男性的劳动来降低成本。”这导致了1780年至1840年间的“恩格斯暂停”：尽管人均产出增长了46%，实际周薪却仅增长了12%，而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20%，大部分增长收益流向了工业家，前5%的收入份额几乎翻倍。这种不平等加剧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引发了1811-1816年间以破坏机器为特征的卢德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厉镇压，但工人的抗议反映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期痛苦。

进入20世纪，随着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接过技术领导权，社会出现了“大均衡”。与19世纪英国的卢德运动不同，美国工人对机械化的抵制显著减少。这并非因为技术变革放缓，而是因为技术性质发生了转变，变得更具“赋能性”。工厂电气化和流水线生产（如亨利·福特的汽车工厂）不仅提高了生产力，也创造了大量新的、报酬更高的半熟练工作岗位。例如，福特汽车公司曾实行“日薪五美元”政策，旨在留住工人并提高生产效率。家庭机械化（如洗衣机、冰箱的普及）解放了女性劳动力，促使女性大量进入职场，对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汽车的普及也彻底改变了交通、农业和城市规划。技术进步使得工作环境更安全、体力要求更低，例如煤矿和工厂的机械化减少了危险和繁重劳动。数据显示，1870年至1980年间，美国工人的实际时薪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这表明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增强型的，使得普通工人也能分享增长的红利，并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一时期，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的普及）与技术进步赛跑，确保了技能供给与需求同步增长，从而抑制了工资不平等。

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大逆转”。计算机革命导致了“常规性工作”的大规模自动化，使得大量中等收入的蓝领和文职工作岗位消失，例如抵押贷款承销员和银行柜员。弗雷援引迈克尔·波兰尼的“波兰尼悖论”（Polanyi's paradox），即“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解释了为何某些任务（如感知和操控）难以自动化，而汉斯·莫拉维克的“莫拉维克悖论”则指出，对计算机而言容易的任务对人类而言可能很难，反之亦然。这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高技能的“符号分析师”和低技能的“面对面服务”岗位增加，而中等技能岗位萎缩。非大学学历男性的实际工资持续下降，失业率上升，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相对较好。机器人技术（例如多用途机器人）的普及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每台多用途机器人平均取代了3.3个美国工作岗位，对男性影响尤甚。这标志着“恩格斯暂停”的再度回归：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从64%降至58%），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脱钩。这种经济分化也导致了地理上的两极分化，例如“鱼镇”和“贝尔蒙特”的对比，前者因制造业岗位流失而衰落，犯罪率上升，婚姻率下降，死亡率甚至出现逆转。这种经济困境也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例如唐纳德·特朗普在“铁锈带”地区的胜选与自动化和全球化对当地就业的冲击密切相关。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深度学习、图像识别和自动驾驶等领域的突破，预示着新一轮自动化浪潮。尽管AI仍处于实验阶段，但其作为通用目的技术（GPT）的潜力巨大。然而，技术采纳的速度并非一蹴而就，正如“阿马拉定律”所言：“我们往往高估一项技术在短期内的影响，而低估其在长期内的影响。”历史上的蒸汽机和拖拉机的普及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需要配套技能、基础设施和经济激励。AI的普及也面临类似挑战，需要大量互补性投资和组织变革。

面对自动化带来的挑战，弗雷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应对方案。在教育方面，他强调投资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以弥补弱势背景儿童的知识和能力差距，因为研究表明，早期干预的回报率高达7-10%。对于已在职场的工人，他建议推行“终身学习账户”和更灵活的教育模式，帮助他们持续更新技能。针对失业和工资下降问题，他提出扩大“工资保险”范围，以补偿因自动化而被迫接受低薪工作的工人，并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计划，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工作积极性。在监管方面，他呼吁减少不必要的职业许可限制和非竞争条款，以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创新。此外，他还建议通过“搬迁券”等方式鼓励工人向就业机会丰富的地区迁移，并改革住房分区限制，以增加繁荣城市的住房供给。尽管“地方性政策”在振兴衰落城市方面效果有限，但弗雷强调，应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的投资上。

最终，弗雷总结道，技术进步的社会经济影响并非命中注定，而是可以通过政策选择来塑造。尽管自动化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提升，但如果其收益未能得到广泛分享，导致部分人群被抛弃，那么像卢德运动那样的抵制情绪可能会卷土重来。他认为，政府必须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积极管理其短期社会成本，确保“增长的蛋糕”能够惠及所有人，从而避免陷入新的“技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