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 和 #炎宋淼淼# 对宿迁南宋/金鱼形墓的一点发散
昨天看到的宿迁南宋/金时期鱼形墓新闻，看了一下，虽然发表于《大众考古》2025年06月刊，题《江苏宿迁新发现的两座鱼形墓》，介绍了两座鱼形墓，但其中一座实际发掘时间早在2015年，另一座则是2023年新发掘。
具体文章地址见评论。

鱼形墓少见，但文章简单认为“两座墓葬均砌筑成鱼的造型，十分别致，极为少见，应与中国鱼文化的传统密切相关，还可能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后文又说：
“宿迁发现的两座鱼形墓年代推断为南宋或金代。此时南北两大政权隔淮河对峙，宿迁地处交界之地，地域归属不定，但绝大多数时间属金或金控制下的伪齐政权（1130—1137年）管辖。这一时期墓葬中鱼的形象，以及与鱼有密切联系的摩羯形象多流行于北方，故我们推断两座鱼形墓应是北方草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即该文认为宿迁南宋/金鱼形墓或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或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我觉得，完全不必找外来源头……

在地图上看，2015年晓店镇发现的鱼形墓，2023年宿迁学院新院区发现的鱼形墓，距离其实不远，都位于骆马湖和三台山之间。见图1，标号4是宿迁学院新院区就在晓店镇，标号8即晓店镇。
墓葬时间可能因为没有具体纪年标志物，只能宽泛定为南宋/金。

一个应该理解的常识：
地球人类生理结构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古文明诞生初期，先民们选择的生活环境、对死亡的认识，以至于由此产生的文化表现，是有可能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出现相同元素的。
这不是要否定有外来文明，而是希望不要凡事都从外部找原因……

对中国古人来说，“鱼是沟通阴阳的使者”，不需要从外边传来，只要有居住在水边的先民记忆足矣。
以前曾稍微理过买地券里的“鱼入深渊”。
早期先民视死如生，发展到早期墓葬买地券，内容与人间卖地契约一致，后来逐渐虚化。
鱼作为象征，可以沟通阴阳，所以买地券虚化后，作为墓冢神明之一频繁出现。到唐宋以后，买地券格式逐渐固化，有鱼、鲤鱼、双鲤鱼、鲤鱼仙等称呼，身份包含书写人、保人、见证人等。

从时代变迁来看，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当时儿童瓮棺葬的一部分，即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鱼可连接生死、沟通阴阳的认知。
春秋战国时期，墓葬里多有玉鱼、石鱼，有引导亡灵的意味。
东汉“君宜子孙”双鱼铜洗，表明此时鱼有祥瑞、多子多福的意味。
马王堆西汉墓T型帛画、山东东汉壁画等有乘鲤鱼升仙、鱼拉车等图画，山东苍山东汉元嘉元年（151年）画像墓题记文字：“僮女随后驾鲤鱼。”
表明鲤鱼沟通天地、指引亡灵的意味仍存。

《史记》：“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入所买鱼腹中。”
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这里的鱼，就是信使的意思了。

地上世界这些对鱼类的认知，也会带到地下世界，鱼、鲤鱼、双鲤鱼、鲤鱼仙，同理白鹤，在买地券出现并流行起来后，逐渐进入其中，成为墓冢神明之一。
目前看到的，最早将鱼、鹤写入买地券，是南昌出土的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年)浩宗买地券：“时任知卷（券）者，雒阳金僮子，鶮（鹤）与鱼，鶮（鹤）飞上□，鱼下入渊。”
雒阳金僮子，当时道教方士多自称长生不老，有自称僮子的，这里的金僮子，怀疑在后世演化为金主簿，也是墓冢神明之一。
西晋永宁二年（302年）买地券：
“若有问，谁所书，是鱼，鱼所在，深水游，欲得者，河伯求。”

到唐宋时期，水中鱼、天上鹤、天边雁、山中鹿、山中虎都出现了。

那么到宋朝时期，叠加风水堪舆的兴盛，在某些地区根据某些地形，出现某些形制的墓葬，是很正常的事情。

安徽肥西乱墩子墓葬群，根据考古发掘，墓葬时间从战国、汉代到晋朝、宋朝。其中宋朝有断代为北宋的“鱼”型墓，还有一座定为宋朝的“船”型墓，可惜未见具体发掘报告。但既然定为北宋“鱼”型墓，应该是有确切纪年标志物出土。
因此可知，鱼形墓并非南宋/金时期才出现，而是北宋就有了。
图2《安徽肥西乱墩子墓群发掘与研究》截图

江西有个三僚村，据说是某风水师家族从唐朝就开始经营云云，其中就有一个鱼形祖墓，即在水库和山丘之间，传说是明朝国师的墓。当然不是宿迁这样的石头砖砌成，而是从地形出发，利用地形和人工组成鱼形。去除其中后人美化、虚构的迷信传说，可以理解为古人对当地风水环境的选择。

而再往远方看，2008年一份硕士论文《古楼兰人与罗布人文化之比较研究》里，摘取其中关于现今罗布人墓葬的记录，可知当地依然保存有鱼形墓，对当地老人的采访，鱼形墓相关见图3。
可知当地有鱼形墓，且当地老人已经不知道具体为什么建造并给出了自己族群文化传统里的答案。

大致来看，北宋和南宋/金的鱼形墓，更可能是受风水影响，而不太像“北方草原文化”。

又一说，说金统治这里，所以这里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本身就是有点搞笑的说法，金知道自己是北方草原文化吗……

至于说佛教影响，大概感觉是作者对鱼/摩羯的梳理认知，对墓葬本身，感觉并不能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