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农村和农民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很多农村出来的盆友其实也只是被网络篡改了自己的记忆。贺雪峰老师长期深耕三农问题，他们才是国内最懂三农问题症结的专家。其余的基本都是乡愿，不足挂齿。农村问题不是单纯的太苦的问题，而是无数的管理不当引发的危机。不熟悉中国农村问题的朋友可以去看他的文章和著作。随便引用一段，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实在是太犀利了以至于无数农业学者的研究简直只能算是搞笑：

“分田到户以后，农户重新获得了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人民公社随之解体。之前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与农民对接的体制不复存在，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为行政村与村民小组，政经分离，共同生产与统一分配当然也不存在了。农户自主生产经营，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中国农村再次回到了亿万农户分散生产经营的状态。在农户数量极为庞大、十分分散而农业剩余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如何与农户对接，尤其是如何从农村提取资源，以及如何组织农民完成超出单家独户的共同生产事务，再次成为问题。表现出来的就是，1982年分田到户不久，全国大部分农村出现了农业增长乏力、农村税费难收、农民负担沉重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终于变成全国性的严重“三农”问题，成为当时党和国家“重中之重”的重大现实问题。”

“分田到户以后很快出现严重三农问题的原因是，当国家仍然从农村汲取资源时，国家缺少直接面对分散的、剩余很少的亿万农户的能力。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来面对农户，以及借人民公社体制汲取农村资源。国家甚至无法区分不愿缴纳税费的钉子户与确实无钱缴纳税费的贫困户。县乡政府因此不得不依靠村干部来协助收取税费。在农户不愿缴纳税费且农民经济收入确实比较少的情况下，村干部协助收税费会引发村民反感，一般老好人村干部既不愿协税也无能力协税。为了调动村干部协税积极性，县乡政府默许村干部搭车收费，甚至通过收取税费比例留成来激励村干部，结果就是那些敢于讲狠、兄弟多势力大的人当上村干部，这些人为了获得分成收入而积极协税，协税过程中的各种不规范行为，比如搭车收费、暴力收费一定会引发农民的强烈不满，而县乡也一定会保护这些有能力按时足额完成协税任务的村干部，由此形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一旦乡村利益共同体形成，农村形势必然更加迅速恶化。到20个世纪末，“三农”问题进一步凸显，表现为农民负担沉重、干群尖锐对立、村级债务攀升，农村恶性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组织体系将分散农民组织起来，国家向农民收取税费从农村汲取资源很容易变成严重的“三农”问题，造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全面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情况是如此，分田到户以后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外恰是新中国成立后到分田到户(1949—1979年)的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30年。正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民组织起来，不仅有效地从农村汲取资源，推动了中国快速工业化，而且人民公社通过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在政治、社会、文化、医疗和教育等各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建设，也在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建设。”

贺雪峰.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迁.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06):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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