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龄农民工困在零工中#】#学者解读超龄农民工晚年困局# 2025年7月27日，山西大同一场暴雨中，14名前往摘辣椒的中老年女性零工失联，最终10人遇难。一年前，河南平顶山8名加班晚归的女工因搭乘违规货车丧生。相似的悲剧，撕开了超龄农民工群体的脆弱日常。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欧，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过去十年持续调研农民工群体。他的观察，或许能解释这些困境为何反复上演。近日，@凤凰周刊 与王欧进行了一场长谈，以下是他的讲述：

她们为何冒雨也要上工？两次事故的伤亡者多为大龄女工，这与农村劳动力结构直接相关：年轻男性和未婚女性多赴沿海打工，工厂更青睐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者，大龄女工在城市能找到的工作仅限保洁、家政，更多人只能留乡做日结工。

这些“60后”“70后”女性，或从未外出，或因照顾老小留守，家庭经济压力却比父辈更重。撤点并校后，孩子上学要寄宿、陪读、县城买房；私立初高中、民办本科的学费成了农家重负；中西部农村男孩结婚，几十万彩礼和买房钱常压垮家庭。此时，她们的子女多处于升学或婚恋关键期，丈夫多已外出，挣钱的压力全落到她们肩上。

农业收益微薄，一亩地年入仅千余元，她们必须工作。更易被忽视的是，女性收入是家庭运转的“隐形支柱”——男性收入多用于储蓄，女性挣的钱要覆盖日常开销。“一个人挣钱，三四个人吃，剩不下什么”，这份收入对家庭不可或缺。

即便工作环境简陋，摘辣椒、加工牛肉已是“好机会”——能长期干、挣得多。她们过着极致节俭的生活：穿一两元的内衣，极少为自己花钱，收入大多寄回家。但挣钱带来的不仅是收入，更是家庭话语权的提升。过去农村女性话语权依附于男性，如今能独立挣钱，她们能自主逛街聚餐，在家庭和村庄的地位显著改变。这些事故涉及的现代农业用工，多属非正规雇佣：不签合同、不缴社保、无节假日，游离于劳动法之外，规范程度远不及沿海工厂，甚至不如外卖骑手。

中西部农村招工靠“人传人”，村里中间人通过亲友网络召集，工人同村同车往返，这与沿海工厂正规大巴接送形成鲜明对比。沿海地区曾因1993年致丽玩具厂大火推动劳动法出台，后在多方力量推动下改善了劳动条件。但中西部工业化晚了十几年，2008年后靠基建投资和产业转移发展，地方政府和资方重心仍在招商引资，用工规范尚未进入治理视野。王欧担忧：若不加强规制，类似事故还会重演。

在中西部农村，工伤处理常靠习俗而非法律。有势力的家庭能靠关系施压获赔，多数人只能围堵工厂讨说法，极少走仲裁或诉讼——既花钱，又会撕破人情。而村干部、管委会等调停者，往往偏向资方，因企业税收与政绩挂钩，工人常处于弱势。只有引发全国关注的重大事故，才会获高额赔偿。

隐性工伤更易被忽视：大米厂工人累垮腰，难被认定为工伤；印染厂女工接触有毒试剂，企业却用“五年一换”规避责任。而大城市已有的工伤维权体系，在县域几乎空白。

一生为家庭劳作，她们的晚年更显凄凉。女性寿命较长，却常独居村中，子女多在外打工陪读。小病硬扛，大病才就医；养老院服务低端，居家则可能离世多日才被发现。她们挣的钱全投入家庭，养老积蓄寥寥，一场病就可能耗尽所有。

王欧仍在记录这些故事，他想在博士论文上写下“献给我的妈妈”。那些在零工市场上的超龄农民工，他们的困境，不该只在悲剧发生时才被看见。↓↓↓@凤凰周刊（#冷杉REC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