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男性始终坚信，自己给“家”带来收入，就是对“家”最大的贡献。这是一种典型的男权思维：把金钱当作当夫当父的凭证——仿佛“养你”就意味着“你有必要成为昏姻潜规则里的妻子与母亲的样子”。

另一类男性会辩解：“我不仅赚钱养家，还会陪伴、会帮忙做家务、会‘情绪价值’。”但这些所谓的“非经济贡献”，在男权逻辑下仍然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它们常被视为额外的“恩惠”，而非理所当然的平等付出。更残酷的是，情绪关怀与家务分担往往被计入男方的“功劳账”，而不是被视作彼此共同承担的责任。这样一来，“夫”和“父”的身份，依旧建立在不对等的权力分配之上。

况且，相当多的家庭里，男性根本也不能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支持家庭的开销。现实中，女性不仅要在职场上与男性一样承担经济压力，还要在家中继续无偿劳动，支撑家庭运转。即便如此，男权逻辑依然要求她在名分与义务上“服从”夫与父（如随父姓），好像“养家”这张牌可以永远打下去——哪怕这张牌早就不值钱。

在这种男权语境里，“责任”被粗暴地浓缩为“往家里带来收入”或“在家庭中额外帮一把”。这种观念乍看像是在履行义务，实际上却是用经济或象征性贡献取代平等关系——它假定女性的存在是被供养或被照顾的结果，而这些供养与照顾本身则被包装成恩赐。这种“经济契约”表面上是交换，实质上是对女性尊严的侮辱：它异化了她的身体，把她的生育和劳动纳入被动、依附的交易逻辑，让她的价值被定义为“由男人支付账单、偶尔施以关怀”。

很多昏姻的崩溃，看似是经济条件恶化或情绪价值缺失的结果，但本质上是这种制度逻辑自身的腐烂。只要契约建立在男性供养、女性依附的模式之上，它的终局就注定是女性觉醒——认识到所谓“经济供养”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善意，而是用尊严、身体与劳动交换来的收买。

当这种认知足够清晰，女性会主动放弃任何来自夫父的“经济补偿”，因为她们明白，那并非公平的收入，而是权力附带的枷锁。拒绝这份补偿，就是拒绝被物化为“被供养者”，拒绝在契约条款中作为附属存在。

这一步，不是退让，而是彻底的解构。它击碎了昏姻赖以成立的基础——男权通过经济依附控制女性的根基。一旦这种根基瓦解，“夫有权”“父有权”的合法性就会全面崩溃，而昏姻制度的终结，也就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