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新书# 【20世纪的经典之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利茨 作序

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家 弗雷德·布洛克 导读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王绍光

斯坦福大学教授 周雪光

北京大学教授 渠敬东

牛津大学教授 项飙

耶鲁大学教授 张泰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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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5日出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24年移居奥地利，1934年起先后迁居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曾执教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学术机构，1964年4月23日与世长辞。波兰尼著有《大转型》《达荷美与奴隶贸易》《人的生计》《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合著）等作品，是20世纪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

译者简介
冯钢，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及现当代社会理论。主要著作有《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1992）、《文化轨迹与社会变迁》（1999）、《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1999）、《社区：整合与发展》（2003）、《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2010）。

刘阳（1980—2024），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前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作品包括《把系统性治理带回来——对社区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深化》（论文）、《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合译）、《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独译）等。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常常要面临来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这些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众多思想家的思考，他们试图探寻这场全人类危机的深层根源，并努力寻找逃离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卡尔•波兰尼就是这众多思想家之一，凝聚其深刻洞见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于1944年在美国首次出版，随即被誉为20世纪该领域极具创造性的代表作品，并经受时间考验，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启发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议程。

《大转型》一书描述了人类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转型的密码，揭示了伴随这个过程所发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大转变。波兰尼不仅精当指出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还准确预言了这种“市场经济”对人、自然、生产组织的严重破坏及其悲剧性的社会后果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大转型》对理解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衍生过程、发展逻辑和影响它的一些结构性要素提供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视角。有学者将资本主义扩张与社会保护运动冲突加剧，这样的政治经济秩序随之发生更替的时期称为“波兰尼时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被称为第一个“波兰尼时刻”，而今天的世界贸易战频发、世界区域战争冲突不断，学者们认为第二个“波兰尼时刻”再现。而如何理解世界的动荡与冲突，战争与和平，或许正是我们重读《大转型》的时刻，这本书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启发与参考。

[星星]主要观点
“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

波兰尼认为，19世纪的文明在西方历史上具有独特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与长期和平。这种文明搭建于大国间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四个制度之上。其中，金本位制度是核心，金本位制度的源头又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体制的崩溃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瓦解与30年代整个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链环”，但根源则在于“自19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这导致了“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这里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指基于自我调节市场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瓦解。

工业革命——“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
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深刻改变了社会经济运行逻辑：由于精密机器的高成本必须通过大规模生产来分摊，其持续运转依赖于稳定的商品销路、不间断的原材料供应和充足的劳动力补给。这迫使整个社会被重组为市场体系——不仅产品成为商品，连自然资源和人类劳动也被彻底商品化。这种转变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动机发生本质异化，从满足生存需求转向追求市场利润，因为所有收入都被塑造为“通过出售获取”的市场交易结果，最终令整个社会从属于市场经济机制的支配。

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从市场“嵌入”社会向“脱嵌”的转型
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市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关系。19世纪之前，人与人的市场关系不是主导性的。“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与市场关系相比，“社会连结的维系是命运攸关的”。但是，市场社会改变了这一切。“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

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
19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西方社会也由此开始经历长达百年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市场经济要求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拟化”为商品，让它们跟随支配它们的资本“根据不同部门的利润自动平衡的要求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动”；反向运动则反对这三个方面的商品虚拟化，这些反对措施表现为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干预主义”。

双向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政治冲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市场中的行动者像原子那样相互作用、相互竞争，但为了抗拒市场造成的风险，这些行动者已经凝结成块，经济调整变得越来越困难，积累的张力越来越大。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可能重获平衡，但市场社会要求政治经济必须相分离，这导致政治手段无法得到正确使用。波兰尼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登场，是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僵局、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双向运动的持续作用的结果。他说：“法西斯主义也根源于一种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

“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
“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

波兰尼期待的新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市场本身仍然存在；二是市场不再由自发调节的机制所支配，利润与经济激励不再是主要动机；三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实现去商品化。

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和社会保护的强化不会侵犯人的自由。他强调了权力和强制的必要性，“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他也倡导个人自由，“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的权力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社会整合的进展应该伴随着自由的增长，计划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加强。”“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

结论
波兰尼证明，从历史上看，以个体的自利动机为基础，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虚拟商品化运转的市场社会是反常的，它内在的缺陷也导致了自身的毁灭。在扬弃了市场社会之后，人类应该寻求保留个人自由和产品市场（这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工业文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