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从一开始就关注什么样的人根据什么样的原则用什么样的方法治理什么样的事务。重点在人事,尽人事,协万民。
西方政治一开始则关注政治体制。重点在规则,定规则,争利益。
《洪范九畴》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献,记载于《尚书·洪范》篇,相传为商朝遗臣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治国大法。它系统阐述了天人关系、政治伦理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对后世儒家思想影响深远。
一、起源与背景
1. 传说来源
- 据《尚书》记载,大禹治水后,上天赐予"洛书"(神龟负文),禹据此整理为"洪范九畴"(九类治国大法)。
- 商周之际,箕子将这一治国传统传授给周武王,成为周朝立国的重要理论依据。
2. 名称含义
- "洪范"意为"大法","九畴"指九类治国范畴,强调天道与人事的对应关系。
二、九畴内容概要
| 1. 五行| 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及其运行规律(如"水曰润下,火曰炎上") | 自然法则与社会治理的关联性 |
| 2. 五事| 君主修身五要素:貌(仪态)、言(言辞)、视(观察)、听(纳谏)、思(思考| 领导者的个人修养与执政能力 |
| 3. 八政 | 国家管理的八大政务:食(农业)、货(经济)、祀(祭祀)、司空(工程)、司徒(教育)、司寇(司法)、宾(外交)、师(军事) | 古代行政体系的基本架构 |
| 4. 五纪| 协调天时的五种记时方法:岁、月、日、星辰、历数 | 历法对农业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
| 5. 皇极 | "大中至正"的统治准则:君主应建立公平标准,赏善罚恶 | 儒家"中庸之道"的政治体现 |
| 6. 三德| 治国三种德行:正直(中正)、刚克(强硬)、柔克(怀柔) | 灵活运用不同治理手段 |
| 7. 稽疑 | 决策七法:龟卜、占筮、君主决断、卿士商议、庶民意见 | 古代民主议政制度的雏形 |
| 8. 庶征 | 天象与人事的感应:雨、旸(晴)、燠(暖)、寒、风等自然现象与政事得失的关联 | "天人感应"思想的早期表现 |
| 9. 五福六极 | 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与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的奖惩机制 | 道德教化与社会治理的结合 |
三、思想核心与影响
1. 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学
- 将自然规律(五行、庶征)与人类行为(五事、皇极)相联系,形成"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
- 强调君主必须遵循天道,否则会招致灾异(如旱涝、地震)。
2. 德治与中庸之道
- "皇极"要求君主以德行示范,通过"无偏无党"实现社会公正。
- 宋代朱熹将其与《中庸》思想结合,发展为儒家"内圣外王"理论。
3. 制度设计的开创性
- "八政"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分类体系,"稽疑"体现了原始民主协商精神。
- 汉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唐代《贞观政要》均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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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用一个关键词概括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政治哲学,"政体"( politeia , constitution , regime )无疑是最恰当的。 politeia 最初的含义是"公民权""公民的条件",之后逐渐扩大到组织公民生活的一套法律和制度,以及公民的生活方式,从而有了"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含义,并且衍生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裁﹣-"政体文学",比如:希罗多德《历史》第3卷中关于不同政体的论辩;色诺芬撰写了《斯巴达政体》;老寡头或伪色诺芬撰写了《雅典政体》;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就叫"政体"或"政制"( Politeia )而他称自己最后一部著作《礼法》探讨的是"次佳政体";亚里士多德从事了关于158个希腊城邦政体的历史和经验研究,在《政治学》中以政体为核心展开了自己的理论探索;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芝诺( Zeno of Citium )也创作了一部与柏拉图作品同名的《政制》( Politeia );伊壁鸠鲁学派的政治理论则将传统的政治理论应用在更小的朋友之间的共同体上;西塞罗的《国家篇》和《法律篇》是对柏拉图《理想国》和《礼法》的模仿,他在罗马的语境下应用希腊的政体理论,并且发展出独特的混合政体理论。
这种政治性的对政体的理解在奥古斯丁那里似乎有所断裂,但其实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续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因为柏拉图曾经说"政体"不仅关乎政治组织方式,还关乎人的灵魂﹣-"个人之中的政体"( ten en hautoi politeian ,《理想国》 IX .591e)才是更重要的。奥古斯丁在探讨"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分时,更多继承了柏拉图对于精神性政体的关切,同时用这种方式理解实际政治的价值。而当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中世纪得以复兴之后,更加政治性的政体理论也就再次成为政治哲学的关注焦点,这在阿奎那的《论君主政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在某种意义上分别继承了奥古斯丁对现实政治的不关心态度,以及阿奎那对现实政体的关注。
对政体的关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公民人文主义"思潮中得以延续,意大利的公民人文主义大体上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式的共和主义思想来对抗当时在政治上更加居于主导地位的绝对君主制,而这种对抗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两部著作看起来存在的张力之中达到了顶峰,并且朝着不再关注"政体问题"本身,转而关注政治的现实运作或"国家理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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