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开资料显示，18年前出生人口持续超过1500万，18年是转折点，这一年降至1523万。随后19年1465万，20年1003万，到了23年仅为902万。（2024年升至954万，但仍低于1000万）。而抗战最艰苦时期，41年893万，42年887万，44年971万，45年1005万。那时人口基数4亿，与目前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衡量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孩子数），20年降至1.3，至22年进一步降至1.09，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3，与韩国与新加坡位于世界最低区间。

与后两者不愿生相比，鉴于教育成本、住房负担、收入状况、经济环境，高额彩礼、可谓既不愿生也不敢生。除部分70后和80后随着“二孩”出台扛鼎促成一波生育潮外，鉴于新生代零零后现实生存境遇，即使恋爱和结婚都是奢望，指望生育更不现实。

人口因素反应在经济层面的点点滴滴，随着新增人口减少，在保费现收现付机制下，未来如何养老是首当其冲问题，毕竟新生代缴纳的保费，支撑着目前养老模式运转。20年老年抚养比为19.7（即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担负19.7个老人），到24年升至22.8，即使按照目前生育水平不变，到2035年后，抚养比将达到40.08。

以上是最乐观数据，还尚有关键的前提，新增人口不会继续下降，同时能够顺利进入劳动市场，一切建立在充分就业基础上。而现实环境呢？

人口因素同样反应到地产未来走势，正是曾经规模庞大的70后、80后、90后的极限扛鼎，才支撑起地产长达二十年的繁荣周期。考虑到目前城镇家庭住房拥有率已经高达96%，处于饱和态势。作为缓解地产市场供求失衡只能寄希望于零零后群体，鉴于该群体普遍生存境遇（不婚不育），未来新增人口进一步骤降可以预期，当失去后续新生代的接盘能力，至于地产未来走势众所周知，也是不可逆的。

按照曲解金融观点，鉴于人口因素，未来无论产能乃至普通店铺无不处于过剩态势，因为只有新增人口规模持续扩张，在充分就业环境下，才能形成现实的购买力，进而对庞大产能形成支撑，否则，鉴于目前产能本已过剩，叠加现实经济环境和新增人口减少，未来实体经济处境也是可以预期的。

人口因素已作用在教育机构，目前多地民办本科高校招不满学生，有的学校缺口近3000人，部分学校录取分数线下降30至40分，包括福建、江西等地正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鉴于现有生源不足，部分小学老师被遴选到初中任教。这一切仅是开始。

在新增人口无从改变现状下，教育机构是首当其冲面临重塑的对象。与之伴随的，还有医疗和养老压力与日俱增。从这个层面看，即便抛开经济现实环境不谈，随着老龄化加剧和新增人口现状，在现收现付下，增加保费也是可以预期的。当新生代无从指望（最新城镇青年失业率17.8%，和后续新生代群体规模缩减），只能作用现有70后、80后和90后尚有业就的底层劳动群体身上，一切虽那么的苦涩。

以上只是随便列举，人口因素涉及太多……如何促进新增人口，如何提升总和生育率是目前各国面临的难题，但教育、医疗、住房成本和就业环境等，恰恰是对方可缓解乃至忽略的，而某经济体呢？

还是那句话，能指望一个个开着电动车满大街急速狂奔的骆驼祥子们，在摆脱经济和精神压力后，与另一半步入婚姻殿堂吗？能指望处于现状下的他们大规模生育下一代，弥补人口缺口吗？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