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南亚 | 退出成本就是进入成本：为什么印度需要为制造业企业减少退出壁垒

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8月19日发表《退出成本就是进入成本：为什么印度需要为制造业企业减少退出壁垒》的评论认为，印度制造业未能实现劳动密集型增长的关键障碍是企业的退出壁垒，过高的退出成本抑制了新企业进入，延长了低效企业存续，削弱了整体生产率和就业增长。本文作者为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国际经济学助理教授索米特拉·查特吉领衔的研究团队。 

印度低技能劳动力充裕，却未能像其他收入水平相似的经济体一样，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起飞”，没有走上东亚经济体的历史轨迹。印制造业表现出就业创造有限、资本密集化、效率企业大量存续等特征。本研究提出，企业退出壁垒是印度制造业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高昂的退出成本使低效企业长期存在，抑制了资源向高效率企业的转移。美国制造业每年约9%的企业退出市场，而印正规制造业退出率仅为3.1%。根据《印度经济调查报告》（2020–2021），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形下，企业自愿清算平均耗时4.3年，其中三年多用于跨部门的繁琐审批和退款程序。一旦涉及债务纠纷、工人裁员、税务争议，退出过程则更为艰难。若有政治因素介入，则更加敏感。 

企业退出的制度性瓶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破产法律体系长期不完善，导致资不抵债的企业缺乏明确的清算途径，诉讼案件因司法拥堵与法律解释分歧而长年悬而未决。尽管2002年的《金融资产证券化、资产重建及担保权益执行法》（the SARFAESI Act）与2016年的《破产与清算法》（the Insolvency and Bankruptcy Code）尝试缓解此问题，但因执行不足而成效甚微。二是劳动法，尤其是《工业纠纷法》（the Industrial Disputes Act），对企业解雇正规劳工施加严格限制，且法律实施过程具有高度自由裁量性。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因涉及的政治派别、官员或法院不同而出现显著差异。 

印度各邦在制度环境与退出壁垒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这直接影响到不同邦的企业活力。研究发现，在邦层面，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的企业数量呈正相关：更多企业进入的邦，也有更多企业退出，反映出更灵活的市场动态；而在制度环境使企业退出更为困难的邦，资源错配更严重，新企业受到抑制而不愿进入，低效率企业则往往存续更久。 

如果印度降低直接退出成本（例如完善破产程序），市场就会淘汰低效率的小企业，带动更多新企业进入，促进产业增加值与就业共同提升。如果资本供给更有弹性，改革后企业更易进入市场而不受制于资本稀缺，因此运营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就业规模都有望大幅提升。当劳动法改革与破产法改革同时实施时，两类政策将产生强烈的协同效应——由劳动法改革引致的就业损失会被削弱甚至逆转。先通过破产制度改革降低直接退出成本，再推进劳动法改革，将促进生产效率和就业的共同提升。#南亚[超话]# #海外新鲜事# #印度[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