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很喜欢有关空间的议题，这几天开始回忆起我22年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城市化中的写字楼。虽然拿着这个题目没能进入当时心里的梦校，回过头来也能看出那时候的写作抒情太多批判太少，不得不承认还是和与现实距离太远有关。我开始尝试回忆并借用一些人文社科所谓的学者也好研究者也罢给出的线索或框架，帮助我观察如今切实的生活工作环境，得到的结论与我的自我批判并无二致。

最典型的是22年深港双年展的那个工作坊。仍记得两晚汇报的腾讯会议，部分学者整夜未到场，大多数时候没人在听。里面给出的办公室框架仍然是非常上世纪的，很明确的是除了王子耕之外的别的评议员可能压根没有一个足够现代化的办公环境，而建筑师的办公环境又太过现代和艺术。大部分的学生讨论都是在围绕着想象兜圈，或者把完全不在一条发展线上的碎片串在一起称之为历史沿革。看起来很新颖，很芝加哥风味又很文化研究的一套逻辑，但问题就在于这些其实这套逻辑也已经充满了上世纪的味道。

作为八十年代爱好者，那样的讨论自然吸引我。尽管内里已经陈旧，这些要素和出发点仍然是有益的。管道、植物、文件、工位、屏幕、电器，好吧，几乎是梦到哪说哪的元件罗列，但又很难不去关心它们：封闭玻璃幕墙内的新风系统，聊胜于无的办公桌绿植摆件，已几乎被数字化取消的隐身文件档案，看似牛棚马厩却又高度满足需要的办公桌，露营躺椅、折叠床补充的休息条件，不灭的LED灯，密布的电脑屏幕和脚边混乱的插线，支撑起居的卫生条件，辐射带动的便利店、停车场、安保……

兜转回来会发现，比空间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那时写2000字不到的statement，恨不得把理论全部堆上，本雅明列斐伏尔詹明信…绕着城市化和士绅化打圈。直到真正坐下来后才有的体会，却又让当时的好奇和想象力蒙尘。想要追问些什么，能说的东西如上述流于表面；决心去想，好似肌肉酸痛又捏住我的后颈，有些提不起劲，动弹不得。

原来盯紧那九盏白炽光灯，就会想起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