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采取“蚕食政策”。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包括1933年出兵占领的热河），同时在华北五省搞“华北分离工作”，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炮制“第二满洲国”。至于华北“第二溥仪”的人选，日方考虑过段祺瑞、吴佩孚，但是段祺瑞被蒋介石及时接到南京，吴佩孚则拒绝出面与日本人合作（后来日方又寄希望于宋哲元，也没能成功）。

1933年2月日军出兵占领热河的同时，土肥原贤二【图3】的特务机关在河北唆使吴佩孚的旧部白坚武【图4】、何庭鎏、张志谭等人，利用他们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个人的特殊关系，劝诱于学忠宣布河北省“独立”。计划落空后，日本特务策动于学忠麾下的师长杨紫震、旅长马廷福，于1933年3月在天津发动了叛乱，但没能成功。

1933年5月，日本特务又鼓动奉系军阀张作相与张敬尧合作，策动旧军阀的军队在北平发动兵变，制造日军干涉口实，以便在日军配合下内外夹攻，一举攻下平津，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华北国”。由于吴不为其所动，张敬尧又遇刺身死，结果阴谋付之东流。

在这之后，土肥原贤二又策划了1935年6月27日的“丰台事件”。这一事件的前台人物是石友三、白坚武，计划在丰台发动兵变后攻占北平，宣布“华北国”独立。为此，白、石等人在津组织了“华北正义自卫军”，白自任“总司令”；勾结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第五第六两个铁甲中队；安排潘毓桂在北平城内策应；派遣两三千人的便衣队潜入东交民巷，令其在铁甲车冲进前门、炮击西长安街军分会时冲杀出来，攻占军分会和其他重要机关；约定驻东交民巷的日军此刻立即出动示威，日机也进行“示威飞行”；潜在华北各地的反动武装届时一齐出击，攻占各地中国党、政、军机关。经过一系列布置后，1935年6月26日夜间，60多名汉奸（内有日本人）由天津乘快车到丰台指挥督察这场叛乱。不料27日叛乱一发动就遭到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而失败，铁甲车六中队队长段春泽等三人被捕枪决。
——白坚武在1937年年底前往南乐县，试图策反宋哲元投日，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派人逮捕，以叛国罪在南乐县城南门外被枪决。

1935年10月20日，汉奸武宜亭在香河县发动“香河事件”，纠结千余人，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包围了香河县城，随即在日本宪兵掩护下冲入城内，占领县府，宣布“自治”。10月24日晚，河北省主席商震从北平前往天津与日本驻华官员会晤，但没有任何结果。当日日本陆军省召开会议，决定平息事态，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27日，武宜亭逃到天津日租界。28日，中国军队进驻香河。此后，在日军方的支持和导演下，所谓“华北群众代表”要求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请愿事件”在河北多地发生。

1935年11月25日，又发生“天津事件”，一帮汉奸、卖国贼、流氓在自称“华北民众自治团”代表王明及“农民自救团”代表张国栋等人的率领下，聚众百余人，从天津日租界冲上街头，手摇小旗，狂叫乱舞，高喊天津“自治”，途中又聚集300余人，冲向天津警备司令部“请愿”，并分五批前往天津市政府高喊“自治”。12月初天津又再次上演了“自治”丑剧，一帮自称“自治”请愿的人，佩戴“敢死队”袖章，坐着汽车狂叫“自治”，并袭击了天津市政府。然而这帮狂徒却遭到了天津民众的迎头痛击而窜回日租界。

在日本蚕食华北的同时，南京蒋政府也一再忍辱退让，与日本先后达成了《塘沽协定》【图2】（1933年，熊斌&岗村宁次，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秦土协定》（1935年6月，秦德纯&土肥原贤二，中国丧失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何梅协定》（1935年7月，何应钦&梅津美治郎，规定中国罢免于学忠，中国在察哈尔省与河北省的主权基本全部丧失，禁止中国国内出现反日活动）。《何梅协定》签订之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中央军、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宪兵三团于1935年9月撤出华北，由第29军宋哲元主政，计划于1935年12月成立宋哲元为主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塘沽协定》划定的延庆-芦台一线以东22个县，名义上行政由各县县长负责，治安由中国警察机关负责，中国正规军和日军均不得进入。但因这些县的保安队头目和县长都需要经由日方指派或同意，加上周围驻有日军，而察哈尔和河北驻防的中国第29军和51军都已经被调走，所以实际上这22个县已经完全由日方控制。1933年9月，南京政府行政院批准河北省在上述两区分设滦榆、蓟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分别设在唐山和通县。两署的专员，由铁杆亲日汉奸殷汝耕一人兼任。

1935年11月，殷汝耕致电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怂恿两人参与“华北自治”。宋哲元予以拒绝，而韩复榘没有给予正面回应。土肥原贤二遂向殷汝耕提出，由殷汝耕出面，成立新的地方政府。11月25日，殷逆汝耕贴出公告，宣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脱离中央，实行防共自治，努力防止赤化”。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由此粉墨登场【图5、图6】。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北平几乎成为日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东边、北边是日伪控制区，西北是日本正在策动德王、李守信等人搞分裂的察哈尔省，东南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北平同内地省份剩下的唯一一条最主要的联络通道，是经卢沟桥南下的平汉铁路。日军当时在丰台也有驻军部队（1901年辛丑和约，八国联军成员国得以在北京到大沽口沿线驻兵“保护”交通通路），如果日军控制了宛平城和卢沟桥，可以随时掐断平汉铁路，北平将彻底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图7的红色圆点就是卢沟桥位置）。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标志着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即将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意味着下一步将会是剥离河北和察哈尔全省。再下一步将会是山东、山西和绥远。正如《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所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殷汝耕伪政权粉墨登场半个月之后，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运动，爱国学生谴责南京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五省自治”。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杭州、广州、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太原、桂林、重庆、西安、开封、南昌和香港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广大师生纷纷上街游行集会，通电支持北平、天津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攘外必先安内，一致抗日。这场运动给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带来巨大的压力，为翌年“西安事变”的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一二九运动还使得大批青年学生投奔陕北解放区，为刚抵达陕北不久的党中央和红军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中，后来光是成为开国将军的就有23人，还有姚依林、黄华、康世恩等一批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