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抗战记忆# 祖父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江苏省金坛县，是田埂上长大的孩子，却因读过几年私塾，识得些字，成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1937年，十几岁的他，揣着母亲缝的粗布荷包，踩着草鞋到南京寻生路，没成想刚落脚，就被招进了城防部队的临时训练营。

训练营在紫金山下的空地上，泥土里总混着弹壳的铁锈味。祖父学得最快的是重机枪——冰冷的枪管需要两个人抬，可他硬是在三个月里练得能简单拆装机件，连老兵都夸：“这小子手稳、有劲还胆子大，是块打机枪上战场的料。”可没人知道，每个深夜他都要揉着酸痛的肩膀，想念家里灶台上温着的大麦粥。

那年11月下旬，日军逼近南京的消息像寒风般刮遍全城。祖父和战友们推着重机枪上了雨花台阵地，战壕里的水没过脚踝，粮食只有掺着沙土的糙米。他第一次见日军的飞机，炸弹落下时，整个大地都在抖，身边的战友刚喊出“小心”，就被弹片掀翻在战壕里。祖父抱着重机枪，手指扣在扳机上，眼前是战友的遗体，耳边是日军的嘶吼，他忘了怕，只知道把枪口对准那些冲上来的身影，枪管打红了就用冷水浇，浇完接着打，直到手臂麻得抬不起来。

南京城破前的最后一夜，长官下令撤退。祖父跟着残部往江边跑，身后是火光冲天的城池，路上满是逃难的百姓。到了江边，黑沉沉的江水里飘着零星破船，他和十几个士兵跳上一艘小渔船，摇橹的老乡手在抖，日军的炮弹在江面上炸起水柱，船板被弹片击穿，江水顺着窟窿往里渗，他们就用衣服堵，用手舀，在刺骨的江风里划了整整一夜，才在天快亮时靠上江北的岸。

没过多久，祖父因为会用重机枪、还能写文书，被编入了国军某师某机枪连，可后续日子苦得难以想象——冬天没有棉衣，只能把稻草塞进单衣里；子弹不够，每人只有五发，重机枪的弹药要省着用，每次射击前都要算好角度；最缺的是粮食，有时一天只能喝两碗稀粥，行军时饿了就挖野菜，甚至啃树皮。祖父总说，物质苦不算啥，最憋屈的是“摸不透鬼子”。有次部队在江西山地行军，日军居然凭着地图找到了他们的隐蔽点，后来才知道，那些鬼子军官不仅有会说中国话的，还能了解当地的历史，连哪座山有几条小路都清楚。可他们这边，大多数士兵连日本在哪里都不知道，更别说了解日军的战术，常常因为“知己不知彼”吃大亏。

他印象最深的是常德会战，全师奉命驰援。阵地在一片水田旁，日军的迫击炮打得很准，祖父的重机枪阵地被盯上了，战友牺牲了三个，他的左臂也被弹片划伤，鲜血浸透了绑带。可他不敢退，因为责任在肩，太多国人的性命指着这场战斗。他趴在泥水里，瞄准日军的冲锋队形，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倒下一片，可日军还在往上冲，直到援军赶到，阵地才保住。那天夜里，他摸着受伤的胳膊，看着天上的星星，突然想起南京江边的那艘小船，不知道当年一起渡江的战友还活着几个。

抗战胜利那年，祖父在湖南。那天部队里炸开了锅，大家举着枪欢呼，有的士兵哭了，有的把帽子扔向天空。他跟着部队接收日军据点，看到那些曾经凶神恶煞的鬼子，有的低着头，有的想藏起来，还有的试图讨好他们，说自己“只是来做工的”。后来有个日军少佐在据点里切腹，祖父远远看着，没觉得有什么“武士道”，只觉得可笑——那么多鬼子作恶，最后只有一个人“谢罪”，剩下的要么跑了，要么着急回日本，羞耻感完全不存在，所谓的“道”，不过是骗人的幌子。

以上这些事，我的记忆也有些模糊，因为是祖父80多岁时才和年少的我聊起，照片也几乎没有，所以可能会有所出入，但是，当年这分抗战的坚毅与决心，一刻都未曾改变，特别是每次说到南京的江、江西的山，他的眼睛都会发亮。他总说：“能活着看到胜利，能看着你们长大，就够了。只是别忘，当年我们是怎么打跑鬼子的，别忘那些牺牲的战友。”

如今祖父早已不在了，但他的经历像一粒种子，种在我们心里——那是关于勇气、苦难与坚守的记忆，更是关于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PS：图1：祖父唯一的单人照片；图2：我与祖父为数不多的合影，当时已经90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