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政策本身既非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其效果取决于经济体的结构转型阶段、制度质量以及配套政策的协同。这篇通过对比中国和墨西哥的经济开放进程及其对增长的影响，揭开中国实现高速增长而墨西哥相对平淡的深层原因。
中国于1978年开启改革，1992年邓南巡后加速推进，农业就业占比接近60%，在工业化进程中利用释放的劳动力红利，开放政策进一步促进出口导向的发展；入世后融入全球价值链则是在自身基建和研发投资、产业政策倾斜的基础上升级经济结构，出口产品最初的纺织品和玩具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光伏、汽车、半导体、智能手机等复杂产品的出口国，多个领域已经可以直接与美国竞争。相比之下，墨西哥在1950年开始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结构转型，到1980年代来到较高城镇化和产业升级阶段，1990年重返国际信贷市场时服务业占比已超过50%，工业化红利基本耗尽，整体缺乏动力，也面临既有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其出口结构长期集中在汽车和石油，出口市场高度依赖美国（占比约70%）也受制于美国；同时，自身铁路和航空网络扩展缓慢，基建投资仅占GDP的1.5%，政策也较碎片化，主要依赖FDI。制度性制约也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障碍：金融体系的低效、法治的缺失、劳动力市场的僵化。
开放必须与结构转型耦合，否则红利效应有限；价值链升级、创新体系、基础设施是支持持续增长的基础；制度质量则决定开放的红利能否转化为长期竞争力。#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