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保】【G1-126】访问“二爨”（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是我的执念之一，这或许是因为它们都是“国一”，也或许云南太偏远，难以到达，再或许是我偏好包括“招商银行”企业标识在内的字体使用，对于它们的出处自然会更多一份喜爱。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的一个高峰时期，正因文化思想的冲撞融合，造就了钟繇、王羲之这些书法大家，也奠定了中国汉字书法最基础的设计语言。对于“二爨”来说，这既是开始，也是伏笔，以至于到后来它们更成为某种话语权的定义代表（比如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其为“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又云“朴厚古茂，奇态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再次被带入舆论巅峰，此乃后话。

爨氏先祖本是汉人，东汉之前就已经进入云南，从东汉末年至唐天宝年间，爨氏便以晋宁、建宁、兴古为据点持续发展，势力范围一度延申至四川、贵州等区域。作为割据边陲的地方势力，爨氏一方面接受中央王朝的封号和委任，世袭统治辖区，另一方面也因远离中央王朝，而又保留了独特的地方风俗。这种既融合又割裂的矛盾感，在两块爨碑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爨宝子碑额题“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立于东晋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云南曲靖出土，咸丰二年(1852年)，时任曲靖知府邓尔恒将其移至城内武侯祠，现碑面左下方刻有邓尔恒题跋，记述了碑石出土和移置的经过。1937年爨宝子碑被移入曲靖一中新建碑亭，保存至今。

提到爨宝子碑，自然会提及碑文年号“大亨四年”。在邓尔恒的题跋中解释称，晋安帝将“元兴元年”改为“大亨元年”，次年又改回“元兴二年”，两年后再度改为“义熙元年”，因此根本没有“大亨四年”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爨氏身处《桃花源记》般的世外，并不知晓晋安帝更改年号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元兴二年(403年)，桓玄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自立为帝，国号楚，改元永始。次年，桓玄兵败被杀。这段插曲看似与爨碑无关，但也如爨龙颜碑碑文记载，桓玄与南中地区包括爨氏在内的大族存在通婚的可能性，对“大亨”纪年的延续也是爨氏的某种政治表达。

晋沿袭曹魏的禁碑旧制，发展“帖脉”，而罕有刻字立碑，现存晋碑寥寥无几。地处东北的好太王碑可以算作爨宝子碑的同期作品，二者皆位于边陲，因时代、地域形成独特的碑学书风，是中国书法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可多得的典雄案例。就爨宝子碑来说，我们可以肯定它是今天能见到的从隶书过度到楷书的实证，自成面貌。我喜欢它方正之形，又不失活泼，既有魏碑“刀斧”之力，又有汉隶“燕尾”之势，倔强而动感。但一同前往赏碑的好友却不以为然，她认为爨宝子碑字体怪诞，古拙，是一种充满野趣的书体变形，并非主流。

但比爨宝子碑立碑更晚的，发现于河南登封的中岳嵩高灵庙碑，其字体与爨宝子碑极为相似，这似乎又说明我们似乎也看到中国书法创新的一条必经之路。由王羲之父子开启的书法新风，在云南这片土地生根发芽，彰显了当地粗狂豪迈的性格特征。也说明中原文化早已深入云南腹地，难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