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抓住了最后的机遇开疆拓土，如果当时没有把新疆、西藏和青海拿下，后来再想拿几乎不可能了。
最后的窗口期：清朝如何锁定西部边疆。
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百年间，世界版图正处于从王朝疆域向现代国界转型的关键期。
清朝在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里，对新疆、西藏、青海的一系列动作，恰恰成了锁定中国西部疆域的关键手 —— 错过了这个时机，这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归属，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
1696 年昭莫多战役的硝烟散尽时，康熙皇帝策马登上狼居胥山的旧地。
眼前溃逃的准噶尔残兵不会想到，这场战役不仅终结了噶尔丹的野心，更让清朝抓住了控制蒙古草原的契机。
三年前的乌兰布通之战，清军虽未全胜，但 “红衣大炮” 轰开的缺口，已让喀尔喀蒙古看到了依附清廷的必要。
多伦会盟上，康熙用保留部落封号却划分旗界的方式，将这片草原纳入掌控 —— 这步棋若晚走十年，准噶尔势力一旦稳固，蒙古很可能成为中亚强权的附庸，京师西北将无险可守。
西藏的归属之争在 1720 年迎来转折。
当胤禵率领的清军护送七世达赖进入拉萨时，准噶尔扶植的傀儡政权正在焚烧档案。
此前一年，额伦特的军队在藏北全军覆没，让清廷意识到雪域高原的战略价值。
康熙没有像前朝那样满足于册封，而是直接设立驻藏大臣，这种 “军事护送 + 行政介入” 的组合拳，掐断了准噶尔染指西藏的可能。
要知道，当时的沙俄正通过中亚部落渗透喜马拉雅，若清朝退缩，西藏很可能沦为列强博弈的棋子。
青海的整合速度超出了所有人预料。
1723 年罗卜藏丹津叛乱时，年羹尧在西宁城墙上发现，青海蒙古各旗的帐篷竟连成一片。
平定叛乱后推出的 29 旗制度，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 —— 每旗的牧场用石桩划定，擅自越界者严惩不贷。
更关键的是移民实边，从陕甘迁来的农民带着谷种和犁耙，在河湟谷地开出万亩良田。
这些阡陌纵横的耕地，比任何城墙都更能巩固统治 —— 到雍正末年，青海的汉人农户已达数千家，与藏族、回族杂居共处，经济纽带一旦形成，再想分割就难了。
准噶尔汗国的内乱给了清朝千载难逢的机会。1755 年清军进入伊犁时，达瓦齐还在巩乃斯草原酗酒。
这位准噶尔汗王被俘后，乾隆却封他为亲王 —— 这种 “擒其首而抚其众” 的策略，瓦解了准噶尔的抵抗意志。
但阿睦尔撒纳的反叛提醒清廷：必须彻底消除这个隐患。1757 年兆惠的 “骆驼兵”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采用的正是准噶尔人擅长的机动战术。
当阿睦尔撒纳逃到沙俄病死时，清朝已在天山南北设立了 17 处屯田点，乌鲁木齐的粮仓能支撑大军三年 —— 军事占领若不跟进经济扎根，很可能重蹈汉唐西域的覆辙。
1759 年平定大小和卓后，乾隆在新疆推行的 “多元治理” 极具弹性：伊犁将军统管军政，北疆设八旗驻防，南疆保留伯克制度但任免权归中央，吐鲁番试行郡县制。
这种 “因地制宜” 比一刀切更有效 —— 当陕甘移民把 “二牛抬杠” 的耕作法带到乌鲁木齐时，维吾尔农民则将坎儿井技术传到北疆，到嘉庆年间，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商铺已达百家，汉回通婚的家庭不在少数。
经济文化的交融，让这片土地与内地形成了难以割裂的联系。
西藏的制度化管理在 1792 年定型。
那只摆放在大昭寺的金瓶，看似宗教器物，实则是中央掌控活佛转世权的象征。
章程更规定西藏军队要接受驻藏大臣训练，涉外事务必须经中央批准 —— 这些细节堵住了外部势力渗透的缺口，要知道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尼泊尔站稳脚跟，稍一松懈，西藏很可能沦为殖民地。
1884 年新疆建省，标志着西部边疆整合的完成。
刘锦棠推行的 “裁兵分屯” 政策，让退伍士兵变农民，迪化到喀什的驿站旁很快出现新村落。
此时再看，从康熙到左宗棠的百年经营，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节点上：准噶尔内乱时果断出兵，沙俄渗透前强化管理，列强环伺时坚决收复。
历史没有如果，但可以设想：若康熙错过多伦会盟，西藏可能被准噶尔与沙俄瓜分。
若乾隆放弃平定大小和卓，新疆很可能成为英俄博弈的缓冲区。
若左宗棠没能收复新疆，这片占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或许会永远失去。
正是清朝抓住了那个最后的窗口期，用军事、经济、制度的多重手段，让新疆、西藏、青海牢牢嵌入中国版图 —— 这个功绩，在近代疆域定型的关键期，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http://t.cn/A6NRsc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