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国，在师妹吴凡副院长（“疾控女侠”，原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上海卫健委副主任）的陪同下，我参观了母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校史馆，意外看到了自己学生时代与苏德隆教授的合影。那是1982年，当时苏教授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和卫生系主任（即后来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我们是文革后首次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大学的七七、七八级学生，师生关系仍带有文革的余波，多少显得有些疏远。为了增进师生交流，苏教授提出成立“师生联谊小组”，希望通过课堂之外的沟通，加深学生对专业的理解和兴趣。我有幸与七八级二班四组的几位同学一同参加了该小组（照片中即是部分成员）。照片上依次为：杨敬（前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左1）、周诗逸（密歇根大学教授，左2）、孙加任（德州大学教授，左3）、苏德隆教授（中）、薛禾生（组长，前军科院博士，左5）、我（左6）、沈伟涛（上海市卫生局处长，左7）。

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次联谊活动是在苏教授家中举行。客厅宽敞明亮，南侧有一扇大玻璃窗，窗旁摆放着一株硕大的芭蕉，墙上则悬挂着一幅“虎”字字幅。同学们围坐在苏教授身旁，像朋友一样自由闲谈。苏教授给我们讲述了他在美、英留学的经历，还详细解释了“哲学博士学位”的含义。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学位的概念，并在心中暗自立下目标：将来也要像苏教授一样，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个愿望最终在九年后实现——1991年，我顺利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后三十四年间培养了五十位哲学博士。

苏教授不仅严谨博学，还极具幽默感。他为我们讲解过《柳叶刀》杂志，也讲过许多生动的故事与笑话，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关于“鞋拔子”的笑话，至今印象犹新。另一次，他还请我们联谊小组的同学到上海政协会堂的小餐厅聚会，请了许多点心，大家边吃边聊，气氛热烈。那天恰好碰到同班同学黄伯济一家人，大家在院子里合影留念，可惜照片已不复存在。最后一次联谊时，苏教授还贴心地赠送给我们每人一张带签名的照片。

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能近距离聆听著名流行病学家、国家一级教授兼医学院副院长的教诲，实在是难得的幸运。这段经历对我确立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赴美后，我也努力学习苏教授的精神，营造自然自由的师生关系——既是导师与学生，也是朋友。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不仅注重严格的科学训练，也重视与他们的交流与友谊。这份教育理念，正源自当年苏教授的身教与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