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万物# 《当代女大学生质疑：喜儿嫁给黄世仁难道不好吗？》

2009年10月14日,《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近来在年轻人中流行，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 40 年代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而今对权钱的膜拜。

现场“90 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点也不要紧。”文学院蔡姓大一女生的想法也让现场一阵骚动：“如果我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可以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在微博讲这件事的时候，下面评论果然有“慕强”“慕富”“慕权”的人，说明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多财多富”黄世仁是远远优于“一穷二白”的小屌丝们的。（图1）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批判“清澈而愚蠢”的大学生吗？不，决不能如此浮于表面，我们要深挖——他们的错误意识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灌输给他们的？要找到这个问题的上游和错误的根源。

没错，“嫁给地主就能过上更好生活”的价值观，不就是《生万物》为代表的烂剧到处随地大小便之后的恶果吗？我们简单来比较一下《白毛女》和《生万物》的剧情，就能体现出问题了。

一直以来都有脑残公知给黄世仁洗地，说什么杨白劳借钱不还就应该拿喜儿抵债，否则没有契约精神。契他妈的约，看过《白毛女》吗？杨白劳向黄世仁借高利贷，黄世仁一开始就打定了喜儿的主意。所以开始就是跟狗腿子设下了这个局。

本来约定开春之后还本钱，喜儿一家辛苦劳作一年，终于攒了七块大洋，但是黄世仁一看钱快攒齐了，就要求过年前连本带利一起还上，杨白劳不同意，就把他打晕了按的手印。这是谁没有契约精神啊？在这上面颠倒黑白，真是良心让肉吃了。

然后喜儿被强行绑架到黄家，被强奸、被虐待、被逼逃进深山……靠挖草根、野菜充饥，十几年不见阳光，活活把头发熬白。

《生万物》第29集里，宁学祥不借钱给自己爹，亲戚怂恿银子“拿肚子里的孩子去要挟老爷”，于是银子和宁学祥怄气，终于宁学祥妥协了。能想出这种剧情的编剧脑子里是狗屎吗？这种买来的通房丫鬟在旧社会只有一种结局——被打死。

拿肚子里的孩子做要挟让地主老爷掏钱，这只有是21世纪的捞女才干得出来操作，真是新社会把我们保护的太好了，这种伎俩对黑人都没有用，竟然能威胁到地主老爷头上了？

喜儿跟黄世仁的关系，怎么可能用现代男女关系去代入呢？喜儿被卖给了黄世仁，是奴婢、小妾、财产，地位可能不如耕地的牛。这不是危言耸听，我再放几段史料。

我在《阳光开朗李自成》http://t.cn/A6llVCc9 文章结尾处讲了江南奴变的故事，这是北方农民大起义在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余波。

南方的奴仆们跟北方的流民们一样悲惨，这些奴仆往往是欠了大地主的高利贷，或是被严重的税负、徭役逼迫，不得已卖身于豪门，同时子子孙孙都要做奴隶——“子姓世为奴，非主自鬻，无得脱册籍”。当时比较有良心的文人张明弼创作的《削鼻班记》中这样记载：

奴多腹坎无食，膝踝无裙，臀背无完肌肤。奴女未配聓，蚤破其瓜；妇未耦子，先割其鲜。主妇妒，则有锻椓阴私，剃毛缝皮，丑痛之声，流闻于外。

这段内容非常惨痛异常，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朋友建议还是不要一字一字仔细了解含义了。这其实就是喜儿的真实处境——她不是去做富太太的，她是奴隶、是玩物、是牲口、是财产。是被黄世仁虐待致死还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在北方农民运动高潮影响下，江南地区对地主阶级斗争也进入了新局面。而受地理条件的影响，北方的农民运动主要表现为大股农民军流动作战，而南方水网纵横、山地众多，佃农和奴仆们的起义多为零散的状态，难以形成合力，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主阶级。

我上文截图微博中提到的《苏南土地改革文献》：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了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83可能仅为参加调查的乡数）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被这些“有主要罪恶”的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

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杀害了59条人命。吴县永安乡迂里村总共216户中有108户坐过监牢。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逼致死的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烧死溺死小孩的1245户。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

以当今而论，间或爆出的高校性侵丑闻，整个社交网络都会为之愤慨；在旧社会，仅苏南五个县就有一百多妇女被强奸，近五十名妇女被霸占——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在衣食富足的年轻人很难去想象。以至于当代大学生提出了“喜儿嫁给黄世仁多好”的暴论。.

当年那些给地主们洗白的公知，总有一句话喜欢挂在嘴边上“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但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何尝没有绝对权力呢——

他们有经济权，可以定义地租的高地，可以随意涨租、涨息，黄世仁给杨白劳设套，就是撕毁协议强行涨息；他们有政治权力，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清查户口组织徭役都是他们负责的；他们有司法权力，一般的非刑事案件都是地方乡绅说了算，就算是刑事案件他们也有一手遮天的空间，以及动用私刑的权力；甚至于他们还有非常恶心的“初夜权”，佃户家的女儿在出嫁之前，要先满足地主老爷的兽欲……

你说地主阶级有这么大的“绝对权力”，为啥他们偏偏就一个个都是的好人呢？就像先富阶级，凭啥就都是勤劳致富不要嫉妒呢的呢？

什么叫“胡锡进严选”啊，战术后仰。（图3）

所以说上文中的大学生提出“要用黄世仁的财产做慈善”是不是很搞笑？他们根本不理解签卖身契后女性是一种什么处境，什么是奴仆、什么是不如牛马。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无知反映了我们教育中阶级教育、历史教育的缺失，而上述那一段对话发生在知名211师范大学——这些被误人子弟的学生讲来也是要去教书育人的，那岂不是成了误人子弟循环了？

不过还是那句话，我们必须要找到意识形态出问题的根源，这些反动的文艺作品就是典型代表。他们现在倒是不敢公然洗白黄世仁了，但是采取了一种“曲线救国”的路线。开始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敷在剥削阶级脸上，意图告诉我们：地主中也有好人啊，先富也是勤劳致富，你们不要嫉妒。

《生万物》就是这样的典型。它彻底放弃了对封建秩序的清算，将阶级斗争转化为情感矛盾，将社会批判变为个体和解。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表达中的一个典型模式：不正面否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通过结构性降格与叙事调和，逐步抽空历史事件的政治内涵与斗争价值。

它不敢大声地说“革命是错的”，而是温柔地告诉你“其实没必要那么激烈”；它不敢明目张胆地展示“黄世仁也是好的”，而是让你觉得“其实他也不容易”。这种思想的渗透方式，更加隐蔽，更加柔软，但危害更深。

《生万物》还在主流舆论中被包装为“主旋律+女性成长”的成功范例，在资本与宣传系统的双重加持下，大张旗鼓地输出给年轻观众、女性观众、下沉市场观众。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胜利。

现在文艺作品的问题就像我上篇写琼瑶的文章里吐槽的：琼瑶奶奶的作品确实有些不被当代社会所接受的价值观——比如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主义等，但是近年来涌现了很多所谓“反琼瑶”的作品，结果一个比一个不堪入目，一个比一个开历史倒车。

我以为的“反琼瑶”作品：用全人类解放的“大爱”，去替代男女之情的“小爱”。用共产主义理想，去替代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价值观。

实际的“反琼瑶”作品：尊卑有序、嫡庶有异、男女有别。用封建主义保守价值观，去反对冲破身份、冲破家庭的自由恋爱。

求求你们搞点资本主义吧，这样封建真是太low了。

旧社会妇女们曾经用血和泪写下的悲惨历史，如今被狗血轻松抹去；我们曾经呐喊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如今却被拍成“鬼只要嫁对人也能做人”。这是一次对历史的背叛，一次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反攻。

要判断一部文艺作品是否真实，不能只看收视率，也不能只听资本市场的掌声，更不能只看一小撮“文艺爱好者”的打分——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最根本的标准只有一个：人民群众是否接受，是否相信，是否把它当成自己的声音。

《白毛女》之所以能在战争年代迅速流传、感动千万、成为解放军文工团反复排演、各地根据地争相传唱的经典剧目，不是因为它艺术手法有多高明，也不是因为它情节设计有多紧凑，而是因为它讲出了人民的苦，讲出了他们熟悉的生活，讲出了他们为何而战、为什么要推翻旧制度的最朴素、最真实的原因。

这部剧的价值之所以无可比拟，因为它敢拿去给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看，成为了鼓舞士气的重要一环。如果它不真实、它虚假编造，那怎么敢拿到以命相搏的战场上呢？喜儿不是艺术想象出来的，是千千万万旧社会“人变成鬼”的真实记录，是那一个时代最底层劳动妇女的普遍命运缩影。

解放军战士看完《白毛女》，不是在感慨戏好看，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姐妹、邻居家女儿、隔壁村的二丫……更会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我们不能再回去，我们不能让黄世仁活着过下一个年头。

战争是最不会说谎的，因为这里是以命相搏的地方，容不得半点糊弄。反过来对比，你敢把《生万物》拿去给现在的解放军战士看吗？新社会好啊，新社会救了这群狗屎导演和编剧，这些玩意们在战争年代铁定会被打黑枪。

《生万物》在央视播出后，很多经历过旧社会的老人家也都看到了，我看很多网友也都发出了自家老人对这部剧的评价，这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因为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道地主阶级是什么东西（图9）。

这问题的根源，我在《为地主阶级翻案，本质是为“先富集团”洗白》一文中已经剖析过了：地主虽然成为了历史的名词，但是同为剥削阶级、同样有着不干净的发家史、同样占有了劳动人民血汗的“先富阶级”兴起了。他们，就是当今洗白地主、抹黑革命、颠倒历史的主力军。

地主阶级中确实有济弱扶贫的“大善人”，资本家中确实有为国为民的道德模范，帝国主义中确实有办学堂、兴教育的国际友人，旧军队中确实有赏罚分明爱兵如子的将领。但是，正如吕思勉先生的那句名言“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这些旧势力注定要丢进历史的垃圾桶，这就是新中国的意义，这就是属于庶民的胜利。

今天的历史不是谁拍得精致谁说了算，而是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民就会认可谁。人民有记忆，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人民记得黄世仁是什么样的人，也记得土地改革是怎么来的，也记得文艺是怎样在烽火岁月中与他们站在一起的。

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曾经为喜儿的命运而愤怒，也为解放军的到来而热泪盈眶。如今的我们应该传承那一段记忆，不能容忍任何一种叙事去替黄世仁辩护，去让地主形象变得温柔，去把过去的苦难当成可以调和的“误会”。谁敢挑战人民的记忆，谁就会在人民的审美中破产。谁想用漂亮的包装改写历史，谁就会在人民的判断中暴露。

《白毛女》与《生万物》之间的差异，不只是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不同，而是两种历史观与两种价值体系的根本对立。一种坚持苦难的真实来源于社会制度，并主张通过群众斗争完成正义的实现；另一种则将苦难转化为个体创伤，将反抗转化为情绪调节，并最终以和解与温情完成对历史的再包装。这并非两种讲故事的方式，而是两种对历史的态度，两种对现实的解释权之争。

在当代文艺领域，特别是对于历史题材的表达，早已不仅仅是审美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尤其当文艺作品试图触碰人民苦难与革命记忆时，它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是站在谁的一边？是站在人民群众一边，讲出他们曾经经历的真实，还是站在既得利益集团一边，用脂粉和抹布盖住那一段血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