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一位骨科医生对有关脊柱手术的说法：

在美国，一切始于脊柱的剧烈疼痛，这种疼痛没有得到适当的初期治疗。患者没有接受疼痛教育、早期物理治疗、清晰的预后解释或自我护理策略，而是被推入了一连串不必要的检查，通常包括过早的核磁共振成像，这会产生“反安慰剂效应”（nocebo），并助长患者对自己身体脆弱的信念。

治疗的焦点总是生物医学的，仅限于身体组织，从不关注人本身。疼痛逐渐慢性化。利润丰厚的脊柱手术行业将患者推向过早且常常不必要的手术，这些手术往往由经济利益驱动，而非以患者为中心。第一次手术未能解决问题，接着是第二次手术、植入物、螺钉、脊柱融合术，术后并发症随之而来——感染。慢性疼痛依然存在。医疗费用高得离谱。许多人抵押了房子，耗尽了积蓄，却发现保险并不能覆盖所有费用。痛苦不断累积，抑郁症接踵而至，患者开始依赖阿片类药物。化学依赖逐渐形成。

最终，患者面临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双重崩溃，直到失去一切，流落街头，默默无闻地死去，无人关怀。这种情况并非特例，而是常见现象，研究中已有充分记录。导致这种结局的连锁反应有一个共同点：一个助长非理性信念、过度检查、低效干预和缺乏证据支持的程序的系统。这不仅体现在外科手术中，也存在于物理治疗和其他领域，反复进行无法改变临床病程的干预措施，只会增加患者的绝望。

整个系统并非以健康为导向，而是以疾病为中心；并非以人为本，而是聚焦于身体局部的疼痛；它忽视了心理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在学术会议的演讲中被高谈阔论，却在实际实践中被抛诸脑后。

结果就是：一个将脊柱作为治疗对象，却忘记了人的医疗模式，摧毁了无数人的生活。而脊柱的生物医学治疗周期一次又一次地重演，总有一位医生或物理治疗师在电视上，手持脊柱模型，向公众解释什么是椎间盘突出……